很多人以为军统局是戴笠的“独角戏”，实际上真正的军统局局长另有其人，此人资历深厚威望极高，还在抗战时期多次暗中帮助我党获取急需的物资与武器，甚至在解放战争中毅然起义，与蒋介石彻底决裂，他还是唯一一位长眠于八宝山的军统人物，这位局长究竟是谁？他又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贺耀祖是军统的第二任局长，接替的前任是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虽然军统的创立者是戴笠，但在组织架构上，他始终只是副职，在军统的运作中，戴笠的影响力如同一只无形之手，从情报收集到暗杀行动，几乎都由他说了算，但面对贺耀祖，戴笠从未有过丝毫的轻慢。

贺耀祖于1889年出生在湖南宁乡的一个书香之家，父亲贺穆生饱读诗书，还与当时的名士多有来往，对贺耀祖的成长影响颇深，1905年，年仅16岁的贺耀祖便考入了湖南陆军小学第一期，在学业上屡屡拔得头筹，四年后他以优异成绩被清政府选中公费派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

在日本求学期间，贺耀祖勤奋好学，赢得老师岗崎村次的器重，通过岗崎的引荐，他结识了正在日本活动的黄兴等革命志士，黄兴不久便邀请他加入同盟会，此后，贺耀祖积极参与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逐渐成长为有明确政治立场的青年革命者。

一次他前往老师家拜访，意外遇到两个日本浪人借酒滋事，他们在街头对行人推搡谩骂，贺耀祖当即上前制止，浪人被惹怒，于是贺耀祖将两人打翻在地，抱头鼠窜，这件事让一些日本友人暗暗敬佩，他在同胞中赢得了“有血性”的名声。

1916年贺耀祖学成归国，怀着满腔热血投入孙中山领导的讨袁护法运动，他在战事中屡立战功，从一名普通基层军官一路升任湘军暂编第一师师长，短短数年，他已是湘军中颇具声望的青年将领。

九年后湖南局势紧张，刘少奇在长沙被军阀赵恒惕秘密逮捕，党内立即多方营救，谢觉哉、何叔衡想到贺耀祖的父亲贺穆生与他们是清末同科秀才，便通过这一关系向贺耀祖求助，贺耀祖得知情况后出面斡旋，最终使刘少奇转危为安，这件事在我党高层引起极大感激，被共产党人称为“开明师长”。

大革命时期，贺耀祖始终拥护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公开支持工农运动，反对地方军阀对百姓的压迫，他对新思想、新政见积极推动，1926年，贺耀祖率部参加第二次北伐，攻下九江，英商为镇压罢工工人调军舰鸣炮威胁，他当即电请收回租界并亲自带兵接管，逼得英国人灰溜溜撤走，1929年，他又帮蒋介石成功招抚韩复榘、孙连仲、石友三等部，被擢升为国民政府参军长，资历声望一路飙升。

八年后抗日战火全面燃起，蒋介石将时任土耳其公使的贺耀祖紧急召回，并委任他出任西北重镇兰州行辕主任，贺耀祖一到任，就引起了延安方面的高度关注，延安立刻派出他的老朋友谢觉哉火速赶来见面，好友谢觉哉是他的“红娘”。

当年贺耀祖在南京暗恋在医院任护士的倪斐君，却迟迟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开口，谢觉哉得知后，亲自撮合，才促成了这桩良缘，因此贺耀祖对谢觉哉一直怀着发自内心的感激与敬重，这次故友重逢，谢觉哉提出延安希望在兰州设立八路军办事处，贺耀祖当场拍板同意，并叮嘱下属全力配合。

很快他又下令释放关押在兰州监狱的红军西路军将领和大批政治犯、进步人士，贺耀祖直接发电报给蒋介石，要求干脆将各地关押的红军将领一并释放，蒋介石看到电报，气得几乎要拍案摔茶，碍于贺耀祖的资历和威望无可奈何，兰州的国民党高官干脆装聋作哑，对共产党事务不再横加阻拦。

蒋介石知道贺耀祖的这些举动是在为“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创造条件，这种行为与蒋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完全背道而驰，1938年，贺耀祖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同时被任命为军统局局长，这个安排是蒋介石的一着政治棋，军统局是戴笠一手打造的情报机构，真正的实权掌握在戴笠手中，而让资历显赫的贺耀祖挂名局长，不过是为了堵住党内资深元老的嘴。

贺耀祖心中对此一清二楚，因此他从不插手军统的日常事务，将机构运行全权交给戴笠，可在旁观中，他看到蒋介石口口声声抗日，行动中却时刻提防共产党，甚至将大量精力放在内部斗争上，这种背离民族大义的策略令贺耀祖愈发不满，他与共产党人在理念上的距离反而越来越近，尤其在多次接触进步人士后，他更加确信，只有真正的团结抗战，才能挽救民族于危亡。

在任期间他命令军统集中火力清查国民党内部的贪腐分子和卖国汉奸，一个月内，一批贪官污吏被关进军统大牢，不少臭名昭著的汉奸被处决，这一举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民心，最终蒋介石只好将贺耀祖调到自己眼皮底下，任命他为侍从室主任，他原以为贺耀祖回到中枢后会少和共产党接触，谁料这位上将继续暗中指示下属营救被特务关押的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这些人被救出来后，他还亲自批示给他们发放去延安的通行证和路费。

1942年11月，一架满载援助延安药品的苏联运输机飞抵兰州，因国民政府迟迟不下放行令，被困在机场多日，谢觉哉与苏联驻华大使急忙联络贺耀祖求援，贺耀祖直接以侍从室主任的身份下达立刻放行的电令，最终这批急需的药品及时送到延安，解了燃眉之急，消息传到重庆，蒋介石勃然大怒，当即表面上“提拔”他为重庆市长，实际上是他从核心圈子挪开削掉实权。

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接连发电报给毛主席，邀请中共领导人赴渝谈判，为确保毛主席安全，中央让谢觉哉亲笔致信贺耀祖，重庆谈判期间，贺耀祖派人严密保卫，还在官邸设宴款待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并请孙科、吴铁成、张君劢、曾琦等政要作陪，宴席间周恩来几次当众称他为“我党挚友”，这一评价让蒋介石暗生戒心。

不久蒋介石将贺耀祖撤职，1945年底至1949年间，他一直隐居在上海施高塔路190号寓所静观政局风云，到了1949年国民党败局已定，贺耀祖劝汤恩伯效法傅作义，走和平起义之路，汤恩伯表面附和暗中却派人监视，贺耀祖察觉苗头不对，5月前往广州，准备转道香港。

在广州贺耀祖出席了6月黄埔军校庆祝建校的阅兵典礼，阅兵队伍经过主席台时，悬挂在高处的青天白日旗忽然断线坠地，贺耀祖低声对黄绍竑说：“这是天意，国民党寿数已尽。”这句话被告密到何应钦耳中，几天后何应钦派人邀请他赴会，贺耀祖感觉有诈，立即前往长沙避险。

1949年8月13日，新中国成立在即，贺耀祖与龙云、黄绍竑等44人在港发表反蒋起义通电，正式与旧政权决裂，随后他应毛主席之邀北上参加政协会议，毛主席亲自设宴款待并笑道：“贺耀祖先生是老朋友，当年在重庆请过我，今天换我请你。”

新中国成立后，贺耀祖出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交通部长，其夫人倪斐君也成为解放军陆军第一医院院长，1961年他罹患癌症，毛主席与周恩来多次关心病情，安排最好的医生会诊，尽管如此病情仍无转机，1961年7月，他在北京病逝，享年72岁，中央为其举行隆重追悼会，并将骨灰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成为唯一一位葬于此地的前军统局长。

贺耀祖与夫人倪斐君婚后育有五名子女，长子贺仁诚、次子贺仁意、三子贺仁亲、四子贺仁睦都长期在北京生活，性格低调，不喜抛头露面，最小的儿子贺仁近则在广州定居，选择了文化与学术领域，直至退休前一直担任暨南大学图书馆馆长，兄弟几人平日里极少出现在媒体或公众视野中，他们更倾向于在家族内部传承父辈精神与信念。

2021年1月28日全家人齐聚深圳，贺家几兄弟代表家族将母亲倪斐君生前珍藏的两幅何香凝画作，郑重无偿捐赠给何香凝美术馆永久收藏，此次捐赠是对父母一代革命者精神的致敬，将属于家族的珍藏重新回到公众视野，让更多人得以欣赏、记住那段风云岁月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