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陈慕华在工作中展现出非凡的奋斗精神。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32岁的她已历经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淬炼，带着革命年代养成的坚韧气质投身铁道部建设。彼时铁路系统因长期战乱陷入瘫痪，唐山机车车辆厂的机床布满铁锈，郑州车站调度室账本混乱不堪，全国铁路平均时速不足30公里。陈慕华初到铁道部宣传部，便带着笔记本走访27个基层单位，在济南站货运室蹲点三天，记录下工人重复劳动导致效率低下的17处细节。

她主导制定《铁路宣传工作标准化流程》，在全系统推行"每日班前五分钟政策学习"制度，亲自撰写《新中国铁路建设的光明前景》演讲稿，在全国15个铁路局巡回宣讲，场场吸引上千职工听讲，笔记纸在会后堆成半人高的小山。1953年升任领导后，她力主在《人民铁道》报开辟"工人园地"专栏，鼓励一线职工投稿，仅半年就收到3.2万篇稿件，从中选拔出127名优秀工人宣传员，彻底激活了基层宣传活力。

1971年陈慕华出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时，正值中国被西方经济封锁最严峻时期。她首次率团访问坦桑尼亚，在达累斯萨拉姆港口看到当地渔民划着独木舟运送货物，决心推动中坦铁路合作。在与坦方谈判的17轮会议中，对方多次质疑中国能否在东非高原修建电气化铁路，陈慕华便让人将中国成昆铁路建设纪录片翻译成斯瓦希里语，在谈判现场连续播放三小时。当画面中铁道兵在悬崖上凿出隧道的场景出现时，坦桑尼亚财政部长忍不住鼓掌。

最终双方签订的坦赞铁路协议中，我方坚持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仅要求用当地咖啡豆抵付30%工程款，这一模式后来成为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经典范例。在1974年联合国大会上，她代表中国宣布向56个发展中国家提供100亿元无息贷款，发言结束时，72个国家代表起立鼓掌达五分钟之久。陈慕华在事业辉煌背后，始终怀着寻找失散女儿的执念。1938年她奔赴延安时，女儿刚满周岁，寄养在陕西老乡王桂兰家中。1950年她托西北局同事寻访，得知王桂兰在1942年饥荒中带着孩子逃荒，下落不明。此后20年间，她每年都会向全国18个省市的民政部门寄出寻亲信，信纸右上角都用红笔标注"紧急"字样。1965年她在洛阳考察铁路建设时，偶然听说当地有位"陈姓养女"，连夜驱车百公里赶到农户家，却发现对方比自己女儿大两岁。1978年春节，她在办公室整理寻亲资料，突然看到一张泛黄的照片——女儿周岁时穿的虎头鞋，鞋底还留着她亲手缝的"长命百岁"字样，泪水瞬间模糊了镜片。直到1981年，公安部通过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库比对，才在重庆找到已改名为李芳的女儿。

重逢那天，陈慕华提前三小时到达约定的招待所，反复调整沙发上的靠垫位置，在茶几上摆好女儿小时候爱吃的桃酥。当穿着蓝色工装的李芳走进房间时，两人足足沉默了十分钟。陈慕华伸手想摸女儿的头发，却在半空停住，只是轻声说："我给你带了件毛衣。"李芳盯着地板回答："我自己会织。"此后三年间，陈慕华尝试过多种方式修复关系：她让秘书帮女儿调换到条件更好的纺织厂，周末开车去接外孙女来家里玩，甚至偷偷托人给女儿家安装了当时罕见的燃气热水器。但每次家庭聚餐，李芳总是吃完一碗饭就说单位有事。有次陈慕华忍不住问："你怨妈妈吗？"李芳沉默良久才说："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叫你。"

1998年陈慕华病重住院，床头柜上始终放着女儿五岁时的合影。弥留之际，她用虚弱的手握住前来看望的李芳，想说什么却终究没开口。这位在国际谈判桌上从容应对的女政治家，最终带着未竟的亲情遗憾离去。她的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上刻着"人民的公仆"，而在她私人日记的最后一页，用铅笔写着："我一生做对了很多事，却唯独没做好母亲。"

她的人生轨迹交织着时代的宏大叙事与个体的情感褶皱：在铁道部办公室彻夜修改宣传稿时，台灯下总放着女儿的寻人启事；在联合国讲坛上阐述中国发展理念时，西装内袋装着女儿寄来的第一张贺年卡。

这种事业与亲情的张力，构成了一位共和国女杰的生命厚度——她用奋斗书写了国家发展的壮丽篇章，却在亲情领域留下了无法弥合的裂痕，而这恰恰是她作为真实生命个体的动人之处。当我们回望她的人生，看到的不仅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铿锵足音，更是一位母亲跨越半个世纪的思念与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