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一个单独的故事,故事都是完结篇,没有连载,来源于生活,为了方便大家阅读,本文采用的第一人称书写,人物姓名都是化名,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我给乡下哥哥寄钱,整整十年。

十年,一百二十个月,风雨无阻。

可他,连张纸条都没回过。

一个“谢”字,更是奢望。

邻居都戳我脊梁骨,说我养了个“白眼狼”。

连我老婆都劝我,说人心换不来人心。

我嘴上犟,心里却早已冰凉。

今年过年,我发了狠,必须回去问个明白!

我每月给乡下哥哥寄生活费,他却从不回信,过年回家推开门傻眼

我叫向远方,今年五十八,从一个国营大厂退休快三年了。退休金不高不低,在城里也算饿不着,和老伴儿秦淑芬守着儿子向阳给我们买的两居室,日子过得还算安稳。可我心里,一直压着一块大石头,这块石头,就是我远在乡下老家的亲哥哥,向远山

说起我和我哥,那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一母生九子,九子九个样。我哥那个人,属老黄牛的,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闷声不响,你拿锥子在他背上扎一下,他都未必能吭一声。我呢,从小就机灵点,嘴也甜,靠着那么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考上了中专,跳出了农门,在城里扎下了根。

我们兄弟俩的命运,从我穿上那身的确良衬衫,坐上离开老家的拖拉机那一刻起,就彻底分岔了。

正文

那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家里穷得叮当响。咱家两个男娃,爹娘愁得整宿睡不着。最后还是我哥,向远山,初中没念完就主动辍了学,把家里唯一的机会让给了我。他当时拍着我的肩膀,黑红的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只说了一句:“远方,你出去了,就别回头,好好干,给咱向家长脸。”

他这一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我在城里进厂,当学徒,转正,评职称,娶妻生子,每一步都走得踏踏实实。我知道,我脚下的每一步,都踩着我哥放弃的青春和汗水。所以,从我工资稳定下来那天起,我就开始每个月给家里寄钱。一开始是爹娘收,后来爹娘相继走了,这钱,就理所当然地寄给了我哥向远山

刚开始那几年,他还会托村里进城办事的人给我捎个口信,无非是“收到了,勿念”这几个干巴巴的字。可自从十年前,也就是我儿子向阳考上大学那年,我给他寄的钱从一百块加到了五百块之后,他就彻底“失联”了。

我每个月,雷打不动,一号准时去邮局。填汇款单,把一张张带着我体温的钞票递进去,换回一张绿色的回执单。那十年,我攒下的汇款单,厚厚的一大摞,用牛皮筋捆着,放在床头柜最里面的抽屉里。有时候夜里睡不着,我就拿出来,一张张地看,看着上面“收款人:向远山”那三个字,心里五味杂陈。

那不是一沓纸,那是我的心啊!可我的心,仿佛扔进了深山古井,连个回响都听不见。

我的老伴儿秦淑芬是个心善的女人,她总劝我:“远方,你别总钻牛角尖。你哥那个人你还不知道?他就是那个脾气,话少,但心里有数。钱肯定是收到了,家里要用钱的地方多,他一个农民,不容易。”

我嘴上“嗯嗯”地应着,心里却不服气。不容易?我在城里就容易吗?厂里效益不好那几年,我为了保住岗位,天天加班加点,机器的轰鸣声震得我耳朵到现在还嗡嗡响。儿子上大学的学费、生活费,哪一样不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我省吃俭用,连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把钱寄回去,图的是什么?不就是图个亲情,图个念想吗?

结果呢?换来的是一片死寂。

街坊邻居们更是闲言碎语。住对门的王大妈,最是热心肠,也最是嘴碎。有一次在楼道里碰到我,她拉着我的胳膊,压低了声音说:“老向啊,不是我说你。你这钱寄得也太实在了。你哥在乡下盖没盖新房啊?侄子娶媳妇给了多少彩礼啊?你可得打听清楚,别让人当冤大头了还帮人数钱呢!”

这些话像一根根针,扎得我心里又疼又气。是啊,十年了,五百块一个月,一年就是六千,十年就是六万块!在九十年代末和二十一世纪初,这笔钱在农村,绝对不是个小数目。他到底用这钱干嘛了?

我不是没想过办法。我给他打过电话,我们村里就村口小卖部有一部公用电话。接电话的永远是老板娘,她扯着嗓子对着电话那头喊:“向远山!你弟来电话啦!”然后就是一阵长久的沉默,最后老板娘无奈地告诉我:“老向家的,他说在地里忙,没空接。

一次,两次,次次如此。我这暴脾气“噌”地就上来了。忙?有什么能忙得过亲兄弟说句话的?

我心里的疙瘩越结越大,慢慢地,变成了怨气。我甚至开始怀疑,我哥是不是变了?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城里当工人的弟弟,给他寄钱是天经地义的?他是不是拿着我的钱,在村里摆阔气,早就忘了当年他是怎么供我读书的?

这种猜疑,像毒蛇一样啃噬着我的心。

去年,我做五十七岁生日,儿子向阳出息了,在一家大公司当了主管,特意给我和老伴在城里最好的饭店订了一桌。一家人其乐融融,秦淑芬喝了点酒,眼圈红了,拉着我的手说:“远方,你看,咱们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阳阳也争气,咱们也能享享清福了。就是……就是不知道你哥在老家过得怎么样。”

我心里“咯噔”一下,那股压抑了许久的火气,再也忍不住了。我把筷子往桌上一拍,声音都变了调:“提他干什么!我没有这个哥!我养了他十年,他心里有过我这个弟弟吗?过年过节,连个电话都没有,我向远方就这么下 贱?”

儿子向阳吓了一跳,赶紧给我倒茶,劝道:“爸,您消消气。大伯可能真有啥难处呢?要不,过年我跟您一起回去看看?您也好多年没回老家了。”

“回去?我回去干什么?去看他的白眼吗?”我气得胸口发闷,“我告诉你们,这钱,我下个月就不寄了!让他自己过去吧!”

话是这么说,可到了下个月一号,我的腿还是不听使唤地走到了邮局。我一边在心里骂自己没出息,一边熟练地填着那张熟悉的汇款单。我就是这么个矛盾的人,嘴上再硬,心里那份兄弟情,那份亏欠感,还是斩不断。

但这一次,我下了最后的决心。今年过年,我必须回去。我不是去要他还钱,也不是去跟他吵架,我就是想亲眼看看,他向远山,到底变成了什么样的人!我要当面问问他,我这十年的钱,到底花哪儿去了!

这个念头一旦生根,就疯狂地生长。

我每月给乡下哥哥寄生活费,他却从不回信,过年回家推开门傻眼

转眼就到了腊月二十八。我没告诉任何人,就跟秦淑芬说厂里有退休职工活动,要出去两天。我揣上那厚厚一沓汇款单,坐上了回老家的长途汽车。

车子在高速公路上飞驰,窗外是灰蒙蒙的城市,慢慢地,高楼变成了平房,平房变成了田野。我的心也跟着这景色,一点点沉了下去。记忆里的老家,是绿色的,是充满泥土芬芳的。而我此刻的心情,却是灰色的,充满了未知和忐忑。

我甚至在脑子里预演了无数遍我们见面的场景。他可能会很惊讶,然后局促不安。我呢,就把那沓汇款单摔在他面前,大声质问他。或者,他会理直气壮,说我这个当弟弟的接济他是应该的。那我们就大吵一架,从此一刀两断,老死不相往来。

无论是哪种结果,我告诉自己,我都能接受。我只是需要一个答案,一个了结。

五个小时的车程,感觉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长。车子停在镇上,我转了一趟颠簸的农用三轮车,才终于回到了生我养我的那个小山村——向家峪。

村子变化不大,还是那么安静。一些人家盖了二层小楼,但更多的还是那种几十年的老土坯房。我们家的老宅子,就在村东头,远远地,我就看到了那熟悉的歪脖子槐树,还有那扇斑驳的木门。

我的心,跳得像擂鼓。

我走到门口,门虚掩着,上面贴着一副崭新的春联,字写得歪歪扭扭,但红得刺眼。我深吸一口气,一种莫名的心酸涌上心头。我有多久没见过这扇门了?五年?十年?

我犹豫了一下,没有敲门,而是轻轻地推开了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

院子不大,扫得很干净。西墙根下码着整齐的柴火,几只老母鸡在悠闲地刨食。一切都和我记忆里差不多,只是更旧了,更萧条了。

堂屋的门也开着。我探头往里看,屋里光线很暗,正中央的八仙桌上,摆着几个粗瓷碗,里面是些咸菜疙瘩和半个窝头。一个瘦削的背影正对着门口,坐在一个小马扎上,手里拿着针线,在缝补一件满是补丁的旧棉袄。

那背影,我太熟悉了。虽然比记忆里佝偻了许多,头发也花白了大半,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是我的嫂子,李翠莲

她听到了门口的动静,回过头来。当她看到我时,整个人都僵住了,手里的针线“啪嗒”一声掉在地上。她脸上的表情,先是震惊,然后是巨大的慌乱。

“远……远方?你怎么……你怎么回来了?”她结结巴巴地问,眼神躲闪,不敢看我。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看她这反应,八成是让我猜中了。他们肯定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心虚了。

我压着火,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一些:“嫂子,我哥呢?”

“你哥……你哥他……他出去了,砍柴去了。” 李翠莲慌忙站起来,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放,“你……你快坐,我给你倒水。”

我没动,目光像刀子一样在屋里扫视了一圈。这屋子,跟我离开时几乎没什么两样。墙壁被多年的炊烟熏得发黑,屋顶的角落里还结着蜘蛛网。唯一的“新”物件,是一台十几寸的黑白电视机,还是我十多年前托人给他们捎回来的。

我的钱呢?十年,六万块,就算是在墙上糊个新纸,也该有点变化吧?

我的火气再也压不住了。“嫂子,你别瞒我了。我哥呢?让他出来!我今天回来,就是想问问他,我向远方是不是上辈子欠你们的?我每个月寄回来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你们要是盖了新房,买了新家具,哪怕是给侄子娶媳官花了,也行!你让我看看,让我死心!可这是怎么回事?这日子过得还不如十年前!”

我的声音因为激动而颤抖,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李翠莲的脸“唰”地一下白了,眼泪瞬间就涌了出来。她哆嗦着嘴唇,想说什么,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儿地摆手,然后捂着脸,蹲在地上无声地痛哭起来。

她这个样子,更让我认定了我的猜测。他们肯定是把钱拿去干了别的见不得人的事,甚至是……赌博?或者是被骗了?

就在我心乱如麻的时候,一个苍老、沙哑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

“你回来了。”

我猛地回头,看到了我的哥哥,向远山

他肩上扛着一捆沉甸甸的干柴,手里还拎着一把磨得锃亮的斧头。他比我记忆里老了太多太多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深地嵌在黝黑的皮肤里。他的腰已经有些弯了,眼神浑浊,但当他看向我的时候,那眼神里没有愧疚,没有闪躲,只有一种我看不懂的平静,和一丝深深的疲惫。

我攥紧了口袋里那沓汇款单,感觉它们像火炭一样烫手。我所有的质问,所有的怒火,在看到他这张饱经风霜的脸时,忽然就卡在了喉咙里,怎么也说不出口。

我们兄弟俩,就这么隔着几步的距离,死死地对望着。空气仿佛凝固了。

最终,还是我先开了口,声音干涩得厉害:“哥。”

向远山把柴火轻轻地放在墙角,直起腰,捶了捶后背。他看了一眼蹲在地上哭泣的李翠翠,叹了口气,然后对我说:“远方,你跟我来。”

说完,他转身就朝院子外面走去。

我愣了一下,看了一眼嫂子,她哭得更厉害了,冲我喊道:“远方,你别怪你哥……你千万别怪他啊……”

我心里一团乱麻,也顾不上多问,拔腿就跟了上去。我倒要看看,他要带我去哪里,要给我看什么。

向远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他走得很慢,脚步有些蹒跚。我们没有走村里的大路,而是绕到屋后,上了一条蜿蜒的土路。这条路,我小时候常走,路的尽头,是后山的一片老林子。

一路上,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只有冬日里“呼呼”的北风,刮得人脸生疼。我的心里充满了疑问,他这是要干什么?难道是把钱藏在山里了?

我每月给乡下哥哥寄生活费,他却从不回信,过年回家推开门傻眼

走了大概十几分钟,我们来到了一处半山腰的平地上。这里很偏僻,平时很少有人来。平地上,孤零零地立着一间小小的泥坯房,比我家的老宅子还要破败。房子周围用篱笆围着,里面种了些过冬的蔬菜。

我的心,猛地一沉。难道……难道他们把钱都拿来盖了这个破房子?可这房子,连一千块钱都用不了吧?

向远-山走到那扇同样破旧的木门前,停下了脚步。他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然后,他轻轻地推开了门。

“进来吧。”他说。

我怀着满腹的狐疑,走了进去。

屋子很小,但收拾得异常干净。一股淡淡的中药味飘进我的鼻子。屋里没有像样的家具,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小桌子。

床上,躺着一个人。

一个男人,看起来三十多岁的样子,脸色蜡黄,瘦得皮包骨头,双腿盖着厚厚的棉被,但依然能看出不正常的萎缩。他闭着眼睛,呼吸微弱,似乎是睡着了。

床边的桌子上,放着几个药瓶,还有一个搪瓷碗,碗里是半碗黑乎乎的药渣。

我彻底懵了。这是谁?我哥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向远山走到床边,替那个男人掖了掖被角,动作轻柔得像是在呵护一个婴儿。然后,他转过身,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道:

“远方,你不是想知道那钱花哪儿去了吗?都在这儿了。”

他的声音不大,却像一道惊雷,在我脑子里炸开。

“哥……这……这是谁啊?”我的声音都在发抖。

向-远山的眼圈,在我认识他这几十年里,第一次红了。他指着床上的男人,声音哽咽了:“你不认识他了?他是明亮啊!张明亮!张伯的儿子!”

“张伯”!“张明亮”!

这两个名字,像两把生锈的钥匙,瞬间打开了我记忆最深处那把尘封的大锁!

张伯,张大柱!我们向家峪的恩人!

我爹年轻的时候在山里的采石场干活,有一年雨季,山体滑坡,我爹被困在了下面。是张伯,不顾所有人的阻拦,第一个冲了进去,硬是把我爹从石块下拉了出来。可他自己,却被一块掉落的巨石砸中了后背,当场就……就没了。

张伯牺牲的时候,他的儿子张明亮才五岁。我清楚地记得,出殡那天,小明亮穿着不合身的孝衣,拉着他娘的手,哭得撕心裂肺。我们全家,给张伯的灵位磕了三个响头。我爹当时就发誓,以后张明亮就是我们向家的半个儿子,我们一定要把他拉扯大。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张伯走了没几年,他媳妇儿受不了打击,也一病不起了。张明亮成了个无依无靠的孤儿。我们家当时也是穷得揭不开锅,只能是有一口吃的,就分他半口。后来明亮十几岁的时候,在山上砍柴,不小心摔断了腿。因为没钱及时医治,耽误了最佳时机,从此就落下了终身残疾,两条腿渐渐萎愈,只能躺在床上。

这些事,我都是知道的。可是我离开家乡太久了,在城里为了生计奔波,渐渐地,就把这些陈年旧事忘在了脑后。我以为,张明亮可能……可能早就已经不在了。

我每月给乡下哥哥寄生活费,他却从不回信,过年回家推开门傻眼

我怎么也没想到,会在这里,以这种方式,再次见到他。

“他……他怎么会在这里?”我几乎无法呼吸。

向远山缓缓地开口,像是在讲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他娘走了以后,就他一个人了。亲戚们也都穷,管不了他。爹临终前,拉着我的手,就说了一句话,‘远山,张家的恩,我们向家不能忘’。我答应了。”

“十年前,明亮得了一场重病,高烧不退,镇上的卫生院都说没救了,让准备后事。我不信,背着他去了县医院。医生说,是骨髓感染,要治,得花大钱,而且得长期吃一种进口药控制,那药,贵得吓人。”

“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你寄来了第一个月五百块钱的汇款单。远方,你知道吗,那天我拿着那张绿色的纸,手抖得拿不住。我跟老天爷磕头啊,我说这是老天爷在帮我,在帮我们向家还债啊!”

“所以,这十年,你寄来的每一分钱,我一分都没敢乱花。全都给明亮买药、看病、请人照顾了。我不懂记账,就让你嫂子拿个本子,一笔一笔记着,生怕花错了一文钱。”

说着,他从床下的一个破木箱里,翻出一个用塑料布包了一层又一层的笔记本。他打开本子,递到我面前。

那是一个最普通的学生作业本,封面已经磨破了。里面,是我嫂子那歪歪扭扭的字迹,密密麻麻地记着:

“X年X月X日,收到远方汇款500元。买药(XX牌),2盒,380元。买米,20斤,30元。买肉,1斤,8元……” “X年X月X日,收到远方汇款500元。明亮复查路费,80元。医药费,350元。余70元,存。”

一笔一笔,清清楚楚,从十年前的第一笔,一直记到上个月。每一笔收入,都是“收到远方汇款500元”。每一笔支出,几乎都和张明亮有关。他们自己家的开销,少得可怜,有时候一个月,就是几块钱的盐钱。

我的手,抖得比我哥刚才还厉害。那本子,千斤重,我几乎拿不住。我的眼睛,被泪水彻底模糊了。

我终于明白了。我全都明白了。

为什么他从不回信?因为在他心里,这笔钱不是我“寄给”他的,而是我们兄弟俩,一起在为向家还债。他是在用这种沉默的方式,承担了所有,却把功劳,默默地分给了我一半。他觉得,我们是兄弟,是一家人,还这份恩情是共同的责任,哪里需要说一个“谢”字?

为什么他从不接我电话?他是怕啊!他怕我问起钱的用处,他不知道该怎么说。告诉实情?以我的脾气,肯定会把责任全揽过来,会寄更多的钱。他不想再给我这个在城里打拼的弟弟增加任何负担。他说不出口,所以他只能选择逃避,选择沉默。

为什么他家里的日子过得比十年前还苦?因为他把所有的钱,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了这个与他毫无血缘关系的“弟弟”身上!他宁可自己吃咸菜窝头,宁可让老婆孩子跟着受苦,也要守住我爹临终前的嘱托,守住一个良心人的本分!

我这个混蛋!我这个自以为是的混蛋!

我每个月寄那五百块钱,还觉得是天大的恩惠。我还因为他的沉默而心生怨恨,猜忌他,怀疑他,甚至在心里咒骂他!

而他呢,却在用我那点微不足道的钱,支撑起了一个生命的重量,守护了一个家族的承诺!

和他那如山一般厚重、沉默的付出相比,我那点钱,那点所谓的“亲情”,算得了什么?简直就是个笑话!

“噗通”一声,我再也站不住了,双膝一软,重重地跪在了地上,跪在了我哥向远山的面前。

“哥!”我嚎啕大哭,用尽全身的力气喊了出来,“哥!我错了!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咱爹!我不是人啊!”

我像个孩子一样,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把头抵在冰冷的土地上,用拳头狠狠地捶着自己的胸口。那沓我一直视若珍宝,又视若屈辱的汇款单,从我口袋里散落出来,飘了一地。那一张张绿色的纸片,此刻像一张张无情的嘴,嘲笑着我的渺小和龌龊。

向远山也哭了。这个一辈子没掉过几滴眼泪的庄稼汉,浑浊的老眼里,泪水奔涌而出。他没有扶我,只是蹲下身,和我平视着,伸出那双粗糙得像老树皮一样的手,紧紧地抓住了我的胳膊。

“远方,快起来!你这是干啥!兄弟之间,没有对错,没有对不起!”他的声音沙哑得不成样子,“我没告诉你,是怕你跟着操心。你在城里拉扯孩子也不容易,哥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你能每个月把钱寄回来,哥心里……哥心里记着你的好,真的……”

我们兄弟俩,就这么一个跪着,一个蹲着,在这间破败的小屋里,对着床上那个沉睡的生命,哭得肝肠寸断。几十年的隔阂、误解、委屈和愧疚,都在这一刻,化作了滚烫的泪水,洗刷着我们的灵魂。

那天,我没有回城。我把我哥扶起来,我们一起,把散落在地上的汇款单,一张一张,郑重地捡了起来。我把它们和我哥的那个账本,放在了一起。那一刻我才明白,这两样东西合在一起,才是我们向家最宝贵的财富。它记录的不是金钱,而是两个字:良心。

我每月给乡下哥哥寄生活费,他却从不回信,过年回家推开门傻眼

我在老家住了七天,那是我离家三十多年来,住得最久,也最踏实的一次。我和我哥一起,给张明亮喂药,擦身,陪他说话。虽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但偶尔清醒的时候,看到我们兄弟俩都在,他那蜡黄的脸上,会努力地挤出一个笑容。

我跟嫂子李翠莲道了歉,她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红着眼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临走那天,是向阳开车来接我的。当他听完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后,这个在城里见惯了大场面的大小伙子,抱着他大伯的胳膊,哭得像个孩子。他当场就拿出银行卡,对向远山说:“大伯,以后明亮叔的医药费,我全包了!我带他去省城最好的医院看病!”

我哥还是那副样子,摆着手,嘴里说着“不用,不用”,但眼里的泪花,却怎么也藏不住了。

车子启动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着我哥向远山和他媳妇李翠莲站在村口,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小黑点。我强忍了一路的泪水,终于再次决堤。

我曾经以为,我哥的沉默,是冷漠,是忘恩。直到推开那扇门,我才恍然大悟,那不是沉默,那是这世界上最深沉、最厚重的爱。有一种恩情,叫“无需言谢”;有一种担当,叫“我一人来扛”。他用他那并不宽阔的肩膀,为我,为我们这个家,扛起了一片天,一片用道义和良知筑成的天。

回到城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珍藏的那些汇款单,和我哥的账本照片,一起锁进了保险柜。它们是我人生的警钟,时刻提醒我,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要轻易去揣测和评判一颗善良的心,尤其,是你的亲人。

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讲不出什么大道理。我只想问问在座的各位老哥老姐们一个问题:

在我们和亲人之间,是不是也有许多这样“说不出口”的爱与“想当然”的误会?你是否也曾因为一时的隔阂,差点就错过了一生中最重要的那份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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