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北方朔风】

在7月27日,释永信因为涉嫌财物问题,与多名女子保持不正当关系,被多部门联合调查,中国佛教协会也宣布,撤销释永信的戒牒。随后,该消息在互联网上掀起了海量的讨论,而少林寺这一文化符号更是让讨论不断“破圈”。从这些讨论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出宗教事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其中,有这样的一种声音认为:现代社会金钱至上,所以“世风日下,道德沦丧”,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种声音本身平平无奇,无非是某种“人心不古”的复读,和现实关系不大。然而,实际上只要稍微回忆一下,我国古典文学之中,对宗教的讽刺内容就不在少数。《西游记》与《水浒传》之中,就有不少讽刺不守戒律,一心贪婪的故事。而放在西方的文学作品之中,对宗教的讽刺也不在少数。这证明,少部分宗教人士贪污的问题,并非是今日之事,而是古已有之。

谁来监管涉及宗教的腐败问题

《西游记》中,观音禅院的金池长老觊觎唐僧的锦斓袈裟,夜间放火想要烧死唐僧和孙悟空,图谋袈裟,结果被孙悟空察觉,最后反烧了观音禅院,黑熊怪趁乱卷走袈裟,金池长老自尽身亡。

不论怎么说,释永信的行为显然已经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眼里宗教界的形象,我们当下应该思考如何修复宗教的形象,恢复其满足人民群众精神寄托的核心作用?

实际上,当今社会仍有很多人把宗教当作精神寄托,相应地,地下传教成了一大社会问题,其中违背我国宗教管理规定的不在少数,甚至还有境外势力试图借此施加影响。所以从社会层面来说,恢复宗教公信力,这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而从反腐斗争的角度来说,全社会都在反腐倡廉,宗教界也不应成为例外。

各家宗教戒律之中虽然都有“不要贪婪”的内容,但这正是因为抗拒贪婪没有那么简单,所以才需要戒律来克制欲望。对于宗教人士的道德,我们不应该用简单的好坏二元论去思考,而是应该从现代心理学与社会学去分析:人的道德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这点对于宗教人士也是如此,所以除了倡导道德之外,我们还应该强调监管——只有形成监管,才能减少宗教系统之中腐败的影响,避免人民群众对宗教界形成日积月累的负面印象。

今日宗教腐败问题和往日不同的地方,在于商业化带来的复杂性,当下面临的宗教腐败问题,可以看成是我们发展中萌生的新问题。

古代的宗教腐败问题,主要是与香火钱、土地有关,但是现代的宗教机构情况则复杂得多。

少林寺之所以有超然的商业价值,并非因其在中国佛教发展流传之中的地位,而是因为少林寺与武术这一概念的绑定。而这很大程度并非来自于历史,而是由武侠小说、电影等现代因素所塑造的。在1982年的电影《少林寺》上映之后,这部大受欢迎的电影,让少林寺的地位一下子提高了很多,之后才有了当下的各种商业运营基础。

谁来监管涉及宗教的腐败问题

电影《少林寺》剧照

当今的少林寺是个文化旅游综合体,包括了旅游门票、武术学校、地产、品牌授权等方面,甚至还有不少的海外项目。如果还是拿老一套的眼光来看待腐败问题,那一定是解决不了的。我国当下这些较为富有的宗教场所,基本上也是与文化旅游行业有着密切的关系。

释永信曾经引起争议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主导的少林商业化运营,有人认为这是极其成功的商业运营,觉得没有释永信就没有今日少林寺的文化影响力,有人则认为这是对宗教神圣性的亵渎。我们可以理解部分人对商业化的担忧,毕竟这样的行为确实会影响寺庙的形象,但是同样,在如今的时代,指望宗教系统完全脱离商业化的运营,本就是不现实的。

少林可以说是当代武术文化之中极为关键的文化符号,反对宗教上的腐败问题,不代表要放弃这个符号,或是指望青灯古佛粗茶淡饭就能保持如此超然的影响力,那无疑不符合现代传播学的规律。实际上从国际上的经验来看,对宗教机构进行监督从来不意味着要完全放弃商业化。指望完全放弃商业化来解决腐败问题,显然是无视了历史的规律。

在西方国家,梵蒂冈本身就是欧洲银行业机构的一员,还有专门的现代审计系统来防治腐败问题,而其他教会机构的基金,也普遍按照现代金融模式进行运作,投资版图极为丰富。但不反对商业化同样不意味着,要坚持当下这样有问题的宗教机构运营模式。按照其他领域的经验,我们需要去做的,不是完全消除商业化,而是要建立对于这类腐败问题的健全的监督机制,理清楚宗教机构与商业部门之间的关系。而这,恐怕也是未来的工作关键。

首先,最为关键的一环是,涉及宗教的腐败问题,谁来监管?

按照传统,这类问题往往是寺庙内部处理。但是从管理学的基本规律来说,这很容易导致内部的袒护问题,类似的情况在其他领域已经发生了无数次。释永信的问题影响很大,多个部门组成了联合调查组,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同样希望,类似的问题在日常阶段就被发现——既要有制度性的建设,同样也要有运动式的反腐。

很多人对宗教事务的日常监督,大概希望像是武侠小说里边,由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师傅来进行,这出发点是好的,但现实情况很复杂。像是释永信的问题,背后必然涉及到复杂的金融关系,对这方面的知识掌握有限的人,很难找到问题所在——德高望重并不能解决会计学问题。这不是个道德问题,而是个技术问题。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已经远远超过了单纯道德批判能解决的程度。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独立于寺庙运营,同时又有专业监督能力的机构来限制宗教界的腐败问题,对各个宗教机构进行定期的审计工作。而当下我国的宗教管理相关机构,还没有专门负责这方面的部门,这或许是值得努力的一个方向。这样的机构设立,或许应该向各种商业监督机构学习经验,这并非是否定宗教本身,而是与时俱进。

另一个问题则更加复杂,就是宗教产权的问题。宗教产权所属关系混乱,归属主体不明确,会带来管理上的大问题,这往往是宗教腐败的成因。究竟是寺产还是私产,这中间的模糊空间是极大的。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此的规定并不严密,而实际上各地的情况也很复杂,宗教财产有归于个人的,有归于集体的,有寺院自己的,也有地方政府的,各地的情况差异很大。

而因为这些复杂的产权问题,宗教财产的情况往往是不透明的,不需要像企业一样公布财报,社会的监督力量难以影响到宗教机构,自然存在极大的内部操作空间。部分宗教机构的财产变成家族式的继承,无疑是宗教腐败的滋生地,在“一家一户私产”这样的模式下,腐败的风险有可能会大到失控。

类似的产权问题在近年来的社会热点之中有很多讨论,宗教领域自然也要面对同样的考验。一些问题在发展中可以暂时不作为重点,但是不代表我们不需要解决,宗教机构产权制度的完善,无疑会有助于我国宗教事业的蓬勃发展。毕竟虽然上文说了西方宗教机构没有放弃商业化,但是他们的产权结构往往是明晰的,同时商业部门也保持着很高程度的独立性,这或许是个值得努力的方向。

谁来监管涉及宗教的腐败问题

今年四月,美国网红“甲亢哥”在河南学习少林功夫。

谁来监管涉及宗教的腐败问题

今年六月,NBA马刺球队的当家球星维克托·文班亚马在少林寺剃发,闭关进行修行。

同时,一部分在文化旅游行业发展较为快速的寺院,往往是跟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潮积极参与商业化的,所以作风也和当年部分企业有类似之处,很多寺院的运营实际上是承包出去的,能发展起来就好,制度上缺陷明显,内部产权上也不够明晰,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很微妙,“宗教搭台,经济唱戏”是这类寺院的普遍情况,此类模式虽然在经济上有了成就,但是同样有可能增加腐败的风险。而面对新时代的新情况,问题就暴露出来了。这并不是算旧账,而是新时代总要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有时候情况还会更加复杂。我国部分地区的宗教氛围相对浓重,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宗教人士往往对社会有远超本身的影响力,这也带来了权力寻租的空间。比如说我们有时会看到,信众可以捐出大量的资产,企业家从“大师”这里寻求转运,甚至腐败分子也希望大师的力量能帮他摆脱罪行,极少数宗教人士甚至成为了腐败活动的中间人。

这种情况毫无疑问也是宗教腐败的一部分,甚至这样的问题,影响不只在于金钱,还会对社会风气造成极其不良的影响。类似这样的情况,传统的监督手段是有局限性的,而这样的问题已经发生了很多次,我们迫切需要解决。

其实我们不难意识到,想要防范宗教腐败问题,需要建立新的监督机制,还需要明确宗教的产权制度,同时还要有社会监督的参与。但是考虑到宗教事务本身的特殊性,以及各地宗教事务的差异性,指望一个一刀切的方案能解决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还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需要很长的时间去解决。这种事情上也没有什么便利的国际经验可以学习,毕竟其他国家的宗教机构,各种腐败丑闻层出不穷,终究只能是见招拆招。

如果考虑实际情况的话,未来宗教机构的产权结构,应该是相对特别的。不放弃商业运作模式的同时,商业部门与宗教机构本身应该各自独立,毕竟人很难同时进行商业与宗教活动,这样有利于保护宗教人士在人民群众之中的形象,也减少贪腐的风险,同时独立的商业部门可以按照法律与商业规范,接受法律与社会的监督。这是理想化的情况,具体要如何实施,总归是需要时间来回答的。

当新时代的宗教遇到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指望靠回到过去来解决问题,也不能希望曾经成功的老办法可以包治百病,当宗教本身难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全社会应该扮演积极的角色,来为新时代开辟道路。

谁来监管涉及宗教的腐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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