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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为何重用曾反对自己的刘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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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的宁都会议,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成铅块。参会者围坐在长木桌旁,桌上摊着苏区地图,标注着敌军的部署和红军的据点。毛泽东站起身手指在地图上的山区游走,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红军现有的枪支当中六成是土造步枪,每支枪平均配弹五发,重机枪不足十挺。这样的装备去攻打赣州城墙上的碉堡,等于让战士们去送死。他拿起前几次反“围剿”的战报,指着上面的歼敌数字1931年的黄陂战斗,我们把敌军引入山区,三天歼敌两个师,自己伤亡不足千人。这就是‘诱敌深入’的效果。

坐在对面的几位“左”倾领导人却摇了摇头,其中一人拿起共产国际的电报念道必须坚决夺取中心城市,才能显示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苏联十月革命就是靠着攻占冬宫成功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学?另一个人接着说“红军不能总在山沟里打转,要像正规军一样作战。”双方各执一词,从清晨争论到深夜,油灯换了三次灯芯,地上堆满了烟蒂。最后有人拍了桌子“再争论下去,敌军就要打过来了!”

刘伯承坐在会议室角落,面前放着从苏联带回的军事教材。他刚回国一个月,脑子里还装着伏龙芝军事学院教的“集中指挥原则”。当主持人问他意见时,他翻开教材第37页:苏联内战时期,伏龙芝元帅通过统一指挥权打赢了察里津保卫战。红军现在指挥太分散,需要一个绝对权威。他顿了顿,看向毛泽东:“游击战适合初创时期,现在要打正规战,指挥权必须集中。”

会议最后投票,决议被写在糙纸上: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由周恩来接任。有人拿起毛笔,在“毛泽东”三个字上划了圈,又改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墨迹晕开像一个模糊的惊叹号。这份决议被塞进文件袋,由通讯员送往各部队,送达时不少红军战士正在田里帮老乡收割稻谷,听到消息后镰刀都停在了半空。

宁都会议后,李德来到瑞金,在指挥部墙上挂起欧洲战场的地图。他每天对着地图用红蓝铅笔划线,制定的作战计划上写着“构筑碉堡群,与敌军展开阵地对峙。”1933年11月的浒湾战斗,红军战士拿着锄头在平原上挖战壕,泥土刚翻起来就被敌军的炮弹炸飞。一个战士在日记里写“我们的掩体像纸糊的,炮弹一来身边的战友就不见了。”一天下来,统计员在本子上记下:伤亡2100人,歼敌300人。

1934年4月的广昌战役,李德站在山坡上用望远镜观察,命令道“死守广昌,寸土不让!”红军战士趴在没有遮掩的阵地上,敌军的重炮像雨点般落下。弹药官背着子弹箱跑来跑去,最后报告“子弹快打光了,库存只剩5万发。”战斗结束后,广昌城变成一片废墟,红军伤亡1.1万人,根据地面积缩小到原来的五分之一。老乡们背着粮食赶来,看到的却是满地的绷带和血迹,有人蹲在地上哭了起来。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刘伯承作为总参谋长,跟着队伍走过湘江。江面上漂着红军的帽子和枪支,他看到红五军团34师的战士们抱着炸药包冲向敌军,最后全部倒在江水里。当晚,他坐在篝火旁写日记,笔尖在纸上颤抖“今天的仗打得毫无章法。如果用游击战术至少能保住更多人。”

行军到遵义时,刘伯承找到毛泽东的住处,借走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他在油灯下读了一夜,书页边缘写满密密麻麻的字。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他站起身:“宁都会议时我错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是对的。”他拿出统计表格湘江战役伤亡3万,四渡赤水伤亡8千,这就是两种战术的区别。台下有人点头,有人低头记笔记,窗外的雨滴敲打着瓦片,像在为这番话伴奏。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让刘伯承当先遣队司令员。1935年5月,强渡大渡河前,刘伯承拿着地图对战士们说“安顺场是佯攻,主力去夺泸定桥。”他派小部队在安顺场放枪,吸引敌军注意力,自己带着大部队连夜奔袭终于拿下泸定桥。

战后,毛泽东在作战方案上批注“这才是红军的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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