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

甄真主任接到电话之后自然是十分兴奋，当即带着两个指纹专家来到章公馆，并对余瘦君下令:“小余，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速度查明这个告密者的身份!”。

余瘦君此时想的是，关于“避风堂别馆”保镖的情况，那三人都是了解事发现场情况的关键角色。可是这三位竟然都死于枪战。但相关档案竟然连那三个保镖姓甚名谁都没记载，而派三个保镖去“避风堂别馆”的那位崔雨天已经去了台湾，三个保镖都是外埠人氏，在苏州当地没有家眷亲属，于是只得作罢。

余瘦君思索着如何在这三人身上做文章。这三人如今葬在苏州郊区的“阵亡军人公墓”，在这种情况下，余瘦君无奈之下，只好找三人死后把他们埋入坟墓的人，跟他们聊聊，看看能不能查出什么有用的线索，因此余瘦君和景远望几个人前往公墓。

解放后，“阵亡军人公墓”改称“民生公墓”，归民政局管理，家里一旦有人去世，可以到该墓地自行物色一个位置下葬，无需审批，也不用出钱。故而，这处墓地的混乱不堪可想而知。当时负责安葬三人是一个姓宋的中年男子，景远望向余瘦君介绍说，去年清明节那天下半夜，宋师傅被警察敲门唤起，让他连夜派人去公墓挖墓坑，天明前把几具遗体都下葬了。

宋师傅对“阵亡军人公墓”很熟悉。当下由他头前引路在墓地中穿行，最后抵达西北角的一处形似乱坟岗的地块。众人驻步，手电光四下照了一阵，宋师傅说:“就是这里了。”当时，景远望见其中两座坟墓有挖开后重新覆上泥土的痕迹，就问宋师傅这是怎么回事。宋师傅说:“这两个墓穴下葬的是两位地下党，解放后政府把他们迁走了，因为没有立墓碑，当时民政局干部也是找到我们卜老板，让我来辨认位置的。”

余瘦君借着手电的光亮扫视周围，突然发现一座坟墓前立着一块牌子。牌子是用硬木制作的，制作得比较毛糙，正面刻着七个大字:“边宏贤先生之墓”。字写得不错，但经过风吹雨淋，已经变成了灰褐色。

余瘦君问宋师傅:“这个姓边的死者是谁?怎么给立了一块木牌?”

宋师傅说:“这个位置埋的就是那三个保镖中的一个，另外两个就葬在他两旁。”

余瘦君说：“是谁给他立的墓碑?又怎么知道他的名字?”

宋师傅表示，去年清明节那天半夜，我们的卜老板听警察说一下子让去“阵亡军人公墓”挖十四个墓穴，再安排人去临顿桥‘避风堂别馆’，帮棺材店的伙计把尸体装进去。都由你去主持一下，一切费用都没问题。

卜老板于是叫上宋师傅一起过去了。两人抵达临顿路“避风堂别馆”时，整幢洋楼里充斥着血腥气。两人楼下楼上看了看，尸体只有五具。留守警察告诉他们，其余的死者都是保安团的便衣，已经用汽车运回营房了，刚才棺材店的伙计把棺材卸下后就离开了，说这里留下的五具归你们负责。

卜老板先让棺材铺的人简单地把处理一下，可就在处理的时候，宋师傅和卜老板都认出其中一人是税务所的边先生。

卜老板对这位边先生颇有好感。他在年初遇到一桩倒霉事，有给警察局递了一封检举信，说他跟中共太湖游击队有秘密来往。吴县警察局派了三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前往土行要逮捕他。恰好区税务所的税务专管员边宏贤正好骑着一辆自行车路过，几天前他奉命调查一起税案时曾来土行走访过卜老板，两人打过交道，看到这一幕，就停下车询问是怎么回事。

边宏贤跟警察局高级警务督察官尚元麟私交不错，警察不敢得罪边宏贤，当下便如实奉告。边宏贤问:“逮捕人犯的手续呢?我看看。”

可这三人还真拿不出手续，以往没手续抓人是常事，可这会儿就不好硬来了。边宏贤随即打了一电话，三个警察就灰溜溜地走了，之后，警局再也没来找过卜老板的麻烦。因此，卜老板对这位只有一面之交的边先生感激涕零，本想送礼表示感谢一下，谁知此刻再见，边先生竟然已经成了一具尸体!

之后这些人下葬之后，卜老板于次日备了香烛供品、元宝纸钱，前往墓地做了个法事。稍后，又找了块木料，请一位私塾先生写了字，自己动手找工具刻字上漆，去墓地给立上了。余瘦君听着，寻思莫非这个边宏贤就是向吴县警察局打告密电话的人，想想又觉得不太可能，人家是税务专管员，怎么会去“避风堂别馆”充任保镖，即便如此，那也得查查。

要查边宏贤就得从高级警务督察官尚元麟查起，尚元麟最初调到吴县警局后，局长打算给尚督察官配备一个贴身警卫。尚元麟选了一个叫侯稳小警察当警卫。但让尚元麟做梦都想不到是，侯稳的哥哥侯安居然是地下党，在这种情况下，侯稳就把尚元麟有关情况告诉哥哥。因此地下党对尚元麟这一期间的情况了如指掌。

去年清明节那天，尚元麟患急性阑尾炎住进了教会医院。可那天傍晚恰恰发生了临顿路血案，苏州全城戒严，导致尚元麟的手术被耽搁，待到出院时，苏州已经解放。解放后，上海市公安局派人将尚元麟逮捕押往上海。

当下，余瘦君听后对景远望说:“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三个保镖之一边宏贤极有可能就是告密者，但还缺乏直接证据。住下咱们要做的，一是去税务局查阅接管的旧档案，这个姓边的既然是税务专管员，人事档案里应该有记载，再就是派人去上海调查尚元麟的下落，边宏贤跟尚的关系如此密切，也许他就是尚派到‘避风堂别馆’的密探也难说。”

7月28日上午，侦查专班一组、二组分别前往苏州市税务局和上海市公安局进行调查。当天晚上9点多，余瘦君在章公馆驻地听取了两个侦查组当天的调查情况汇报，临末终于长长地嘘出一口气:“基本上就是他了!”

边宏贤本名洪泰康，1918年出生于江苏泰州的一个商人家庭，1933年考人江苏省中等农艺学校，1935年毕业，被分派到嘉定县农业科工作。两年后，“军统”在与嘉定毗邻的青浦县城成立特务训练班(“青训班”)，边宏贤放弃政府公务员工作前往报名，顺利录取。

开班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在淞沪会战中失利，“青训班”撤往湖南。边宏贤在撤退途中开了小差，意欲潜回泰州老家，途经已沦陷的南京，意外遇见曾在“青训班”担任情报课教官的尚元麟。其时尚已受命潜伏南京从事地下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尚元麟就把他留在了身边。

一年后，尚元麟调往“军统”上海站担任小头目，边宏贤想随行，未被批准。他感到不爽，遂卷了一笔公款玩失踪去了北平。并在北平的日伪政府对口机构招录为科员。边宏贤会点儿日语，人也机灵，很快就跟一个日本农艺师交上了朋友。不过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尚元麟 被军统派到北平站担任情报主管。

尚元麟到北平不过三个月，就发现这个曾经的学生、玩消失的贪污犯如今成了汉奸政府的公务员。经过一番考量，尚元麟认为这小子还有利用价值，他跟日本农艺师山田攀上了哥们儿，而山田的哥哥和姐夫都是侵华日军的中佐军官，一个是管理军需物资的，一个是华北日军司令部的参谋主任。这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关系啊!

于是，一个周末的夜晚，边宏贤被“军统”特工绑架，用汽车拉到郊外。下车一看，手电光下迎面一棵树上打着红勾的判决书都贴好了，罪名有二：战时贪污公款及担任伪职。这其中单独一条就已经够掉脑袋了。

边宏贤见之大惊失色，几乎瘫倒。就在救命恩人尚元麟出现了。二人谈妥了条件:两项罪行既往不咎，回归军统仍受尚元麟领导。为军统窃取情报其后，于是尚元麟利用边宏贤跟山田的朋友关系，刺探到了不少情报，尚元麟因此晋升上校。

抗战胜利后，已经是军统上尉边宏贤想回家乡弄份官职耀祖光宗，但上司不准，因为尚元麟觉得此人是个人才，边宏贤擅长隐蔽自己，又是知识分子出身，于是就让他打入北平高校的中共地下组织，伺机发挥作用。

接着尚元麟帮其伪造了一个南京学运积极分子的假身份，化名陈晓杰，一应证件、证明皆出自军统特种技术研究所专家之手，代表了当时国内最高的造假水平。“陈晓杰”以少报四岁的假年龄，被“河北省立财政学院”招为新生，考入大学之后，“陈晓杰”就加入了地下共青团组织。

1948年，中共华北局党委决定成立青年干部培训班，培养干部以充实华北未解放城市的隐蔽战线。这种培训不仅仅是政治思想方面的，很多课程涉及谍报技能，青年干部培训班其实就是“红色特工训练营”。华北局对此项工作非常重视，华北城工部部长刘仁将培训班营地设在距河北沧州市南四十公里的泊镇。不幸的是，化名陈晓杰的边宏贤居然是人选之一。

请看大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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