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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水木史记

编辑：水木史记

——《前言》——

她不是被时代推着走的人，她是那个反过来推时代的人。

她7岁绝食，14岁才上学，36岁遭遇人生大劫，50岁起草法律。

她不想被改变，她想改写世界。

——《壹》——

绝食抗婚

她七岁，父母把她许配给一个丝绸商人，家里人说：“等你十二岁就过去。”她没哭，她一句话没说，那天晚上，她把碗推开，闭嘴不吃饭。

连着三天，水米未进，大人慌了，以为她生病。

她说：“你们要卖掉我，我宁可死。”没人教过她反抗，她只知道，如果不抗，就再也没有机会，那时候是1907年。

她叫史良，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父亲是秀才，信奉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母亲每天为家务转身不歇，她的未来，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一个换亲的筹码，一笔人情债的交换。

但史良不是她母亲那种命，她不想过那样的日子。

她也不信“命”，这是她人生第一次对抗权威，对抗亲人，对抗制度，不吃饭，三天，父亲让步了，婚约没有解除，但说了，“先放着，等她大了再说。”

史良没有放松，她记住了这件事。

她明白，这世上有一种力量，是你不屈服的时候别人就必须让步，她还明白：要彻底摆脱这种命运，光靠绝食不行，要有知识，要进学校。

但她要等，等到14岁，才终于进了武进县立女子师范附小。

她比同学都大，学习比谁都拼，她从来不迟到，作业从不抄答案，考试从不第二，她不是在学习，她是在抢命。

是从命运里抢回自己的权利。

——《贰》——

律师不是官，是武器

1922年，史良考入上海法政大学，这所学校里女学生不多，她是为数不多敢坐第一排的那个，她的书桌上放着一本书：《法国民法典》。

书页已经卷边，她每天背法条，不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练习辩护。

她会站在镜子前，一句句地背法条，一字字地吼出来，“法律是武器，不是装饰。”她在日记本上写了这句话。

毕业后，她成了上海滩最年轻的女律师。

那年是1925年，她一头短发，穿灰色西装，背手站在法院门口，男人们从她面前经过，笑她，“你是翻译吗？”她不理。

她拒绝了几次商业委托。

有人说她傻，说她不懂赚钱，她回答：“我不是做买卖的，我是打仗的。”她对每一个案子都像打仗一样拼，法庭上语速快到书记员都追不上。

她把案卷背得滚瓜烂熟，甚至连证人住哪都查过。

1936年，南京，空气像刀一样割脸，史良穿着深色大衣，站在请愿队伍的前排，她没有高呼口号，只是举着那张布满签名的请愿书。

这天，是她早就准备好的。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人代表去南京请愿，要求抗日，释放政治犯，停止内战，她是唯一的女性，她站在沈钧儒、邹韬奋之间。

那年，她身上只带了一本书，《民法通则》。

——《叁》——

被捕与起诉

警察很快出现，棍棒上来，没有谈判，她被按在地上，脸贴着冰冷的青砖，手铐从背后卡住，疼得骨头响，她咬紧牙，没吭一声。

那一天之后，她的名字出现在全国报纸上。

她被关进看守所，白天提审，晚上回牢房，她的牢房里关了十几个女犯，有的因为偷窃，有的因为卖身，她没喊冤，也没要求特殊照顾。

她搬着砖头砌床，把地面扫干净，挨个教她们识字。

她每天读书、写信、记笔记。每封信都被审查，有的被撕掉，她不在意，她在小本子上记下每一条提审内容、每一个庭审细节。

半年后，正式开庭。

检察官指控她“煽动民意、非法集会、扰乱治安”。

她没有律师，她自己辩护，她站起来，声音不大，但稳：“我没有煽动民意，我行使的是公民合法请愿的权利。”

“国家主权正在被践踏，民族危亡就在眼前，谁不要求抗日，谁才是真正的叛国者。”

这不是辩护，是宣战，法官低头不语，旁听席有人鼓掌，很快，被叫停，她没有胜诉，但判决未下，全国舆论沸腾，要求释放“七君子”。

几个月后，政府在压力下将他们释放。

她出狱那天，没有回家，直接去了上海，她知道，自己已经不是那个只在法庭上辩论的律师了，她成了一个更危险的人。

她要做的事，法律未必保护她，但她要用法律去保护更多的人。

——《肆》——

婚姻不是私事，是制度战场

1949年后，史良被任命为司法部部长，这是她第一次握有制定法律的权力，她盯上的第一件事，不是刑法，不是诉讼法，是婚姻法。

她坐在办公室里，反复翻阅民国时期婚姻章程。

又去查清末律例、苏联法典、德国法书，她说：“我们不能拿别人的法律来嫁接我们的生活，中国的婚姻问题，必须从中国女人的苦难里提出来。”

她去了河北、山西、山东，走访农村妇女。

有人告诉她：“我男人死了，公婆说我不能改嫁，要给他守寡一辈子。”有人说：“我根本没见过丈夫，是父母定的婚，现在被打得不敢说话。”

她听完这些，只说了一句：“这不是家庭问题，这是旧制度在杀人。”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开始起草，她主持会议，稿子一改再改，光是“夫妻财产共有制”这条就争论了三个星期。

她说：“女人，是有财产权、人格权、公民权的独立人。”

最终，法律草案定下几条最关键的原则，法案通过那天，她没有笑，只是说：“晚了五十年。”她还亲自推动在基层设立婚姻法庭。

她说：“男人不懂女人的痛，要让女人坐上法官的位置。”

她选派了一批受过法学训练的女性干部担任庭长，专门处理婚姻纠纷、家庭暴力、财产分割问题，但她没停下，她继续跑省、开会、讲法。

她不是在立法，是在解放一个民族另一半的人口。

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婚姻是私人的事，但不该是一个人的战争。”没有生活，没有子女，没有遗产，85年的生涯，只为女性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