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9 年，陈云做出了推行 “一胎化” 的重大决策。

他当时坚定地表示：“我已经做好了被大家骂的准备，哪怕有人骂我断子绝孙也没关系。”

这一决策影响了10几亿人的命运，也开启了中国一项备受争议的国家级行动。

人口危机与陈云的警醒

1979年4月4日的早晨，陈云在和姚依林通电话时，谈到了中国长期发展计划的重大议题——人口。

中国人口数量爆炸的问题，如何控制人口的增加，是他心中最大的心病。

到了八十年代，有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口已超过了9亿，并且正以一种疾风暴雨一般的速度发展着。

在那个时候，科学家们做过很多次预测，惊人的数据显示，中国在2080年之前，若维持在一个正常的育龄女性生育率，将远远超过42亿。

但如果从1980年起就提倡一胎化，到1985年全面推行一胎化，1980年底，当人口的自然成长率或趋近于0时，整个国家的人口将会维持在11亿以内。

陈云心中也是一片阴霾，他认识到为解决人口问题所带来的严重挑战而需要采取决定性步骤。

中国前途命运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兴衰，这一点决不能被忽略。

会议室里安静极了，只能听见钢笔在纸上沙沙写字的声音。

陈云把报表铺在桌上，仔细看了经济增长速度，又研究了城市购粮票的缺口，最后目光停在了就业那一栏。

他发现国营工厂每年能提供的新岗位，远远比不上每年高中毕业生的人数。

二十多年前，陈云就赞同马寅初的《新人口论》。

马寅初先生认为应该早点控制人口增长，可惜后来因为当时的形势，这个想法没能实现。

那些年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陈云一直记在心里。看着眼前的报表，他果断提出，要把人口问题当作和钢铁生产、粮食棉花一样重要的大事，写进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计划里。

很多人觉得突兀：经济刚迈进“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阶段，何必急着动生育这根敏感神经？

陈云回答：“粮票一张张印得出，地种不出。”句子短，落点重。

除了国内的数据带来的压力，国际上的情况也不容忽视。

1978年，联合国人口会议发布了一个预测结果：要是不控制人口，到20世纪中期，中国人口会超过28亿。

虽然有人觉得这个预测不准，但陈云却提醒大家要重视背后的风险，他说：“哪怕实际人口只有预测的一半，也会超出我们国家资源能承受的范围。”

而且陈云还想到，以后会有更多人到城市生活，城市里要修路、供水、通电，哪样都得消耗大量的钢筋水泥，这些问题都得提前考虑。

人口过快聚集，基础设施会被拖垮，工业布局会被挤压，陈云在国务院常务会上说：“解决人口才能腾出手脚搞现代化。”

警醒之后是方案雏形，他列出三条底线：粮食自给率不得滑出安全区，城镇登记失业率必须低于五，教育经费要跟上学龄儿童数量。

想要保证国家发展不出问题，最要紧的就是控制人口增长的速度。

陈云曾经私下和秘书算过一笔账：要是每年出生的孩子能减少一百万，等过了十五年，新增的劳动力也会少一百万，这样一来，原本花在解决就业等公共事务上的钱，就能用来搞技术升级和设备改造了。

这么一算，陈云觉得这件事不能再拖了，必须马上采取行动，而且得雷厉风行地推进。

决策博弈：从“最好一个”到“只准一个”

六月，北京入伏，中央财经小组扩大会议搬到宽敞的人民大会堂海南厅，李先念先发言，端出折中版本：“最好生一个，条件允许可生两个。”

不少省代表点头，这方案看似温和，便于基层做工作，陈云摇头：“怕骂就别干事，人口不是建议书，得是纪律。”台下安静，纸杯里茶叶浮沉。

大家争论的不是要不要控制人口，而是该用多大力度去做。

为此，陈云提出了五条具体办法：

第一，要大力宣传，花三到五年时间，让“只生一个孩子光荣”的观念家喻户晓；

第二，通过立法，把“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写进规定里；

第三，把避孕这件事做好，保证避孕药具能直接送到村里的卫生所；

第四，给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实实在在的福利，比如孩子上学、上幼儿园、找工作的时候，都能优先考虑；

第五，建立养老保险制度，让大家不再只靠“养儿防老”，用新的保障方式替代老观念。

李先念担心过急，“农村老人生计怎么办？”陈云回答干脆：“社保迟早要推，这正是契机。”两人都举数据对冲。

李先念拿出农业部测算：若生育率猛降，十年后劳力总量或低于耕地需要，陈云递上另一组数字：维持五口之家，粮食缺口会线性扩大，双方寸土必争，氛围紧绷。

七月，文件文本初稿完成，标题《关于控制人口增长的通知》，草稿还留着“最好一个”的表述。

陈云批示：“改，去掉‘最好’二字。”他在旁边加一句手写批注：“政策无需模糊。”手迹被档案人员收进红头文件盒。

八月，国务院常务会最后一次讨论，多数同意一胎，但仍对执行步骤犹豫。陈云索性把话挑明：“准备挨骂，骂几年，总比子孙没饭吃。”没人再吭声，会议记录员把这句原话敲进纪要。

决策通过只是起点，落地更难，传统观念厚重，“多子多福”“人多势众”在乡土社会根深蒂固，国家计生委尚在筹建，基层夯实靠公社、乡镇干部。

许多地方干部心里犯嘀咕：家家户户都熟，一张结扎通知单下去，人情还怎么处？陈云预判到阻力，他提出“干部带头”。

中央直属机关率先签承诺书，省部级领导配偶主动做手术的消息在《人民日报》登出，占据要闻版。

当时有个新闻标题特别醒目：“副部长夫妻带头响应计划生育，决定只生一个孩子”。

话不多，但让人印象深刻。

要落实好计划生育，还得有一系列配套行动。

卫生部马上从国外采购最新的输卵管手术器械和无创麻醉设备，同时加快研发国产避孕药。

在资金方面，财政部门全力支持，确保避孕药具免费发放。

陈云一直强调“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在预算安排上，明确规定六成经费用于服务，四成用于宣传，不搞那些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

接下来三年，全国避孕药具的发放量比之前多了四倍。在农村，每个卫生室都挂上了统一的蓝底白字招牌，上面写着“计划生育服务站”。

政策实施与短期成效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刊发。

话很直接：“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是一次政治动员，也是一道全国政策信号。

接下来的两个月，全国 27 个省区市很快都制定了本地的计划生育条例，统一了宣传和执行标准。各地都在喊同一句口号：“从娃娃那开始抓，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政府迅速行动起来，成立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农村也设立了专门的办事机构。基层干部们戴上红袖章，带着印着 “独生优待” 的宣传海报，挨家挨户做工作。广播里、墙上的板报、学校课堂，到处都是计划生育的宣传。

小学教室里，黑板报上画着大大的红叉，写着 “超生可耻”；中学作文题目也变成了 “我的独生小弟”。不管是小巷子里，还是办公室里，大家都能看到、听到相关的宣传。

执行的速度和力度都很大，“把节育器具送到乡下，结扎手术车开到村里” 成了基层干部的日常工作。为了确保任务完成，有的地方实行 “包干到户”，让干部和村民签订 “计划生育责任书”。要是有家庭超生，就要交 “社会抚养费”。

有单位将超生职工开除，取消福利，执行越走越急，民间反应分化，一些家庭送养多孩女儿，有的上户口难，有的遭村干部上门“做工作”。

结果很快显现，1981年全国总和生育率降至2.6，1984年降到2.1，城市降得更快，农村也步入下降通道。

政策的威力前所未有，粮票不再紧张，小学入学潮减缓，托儿所一床难求的现象缓解，当年流行语从“养儿防老”变成“独生子有前途”。

国家开始推“独生子女证”，凭证享有优待：入托、升学、就业优先安排，父母可加分评先进。

有的省还规定，独生子女父母退休时可获一次性补助。“少生快富”的口号，在城乡之间迅速流行。

不过，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问题也慢慢显现出来。

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男孩比女孩多的情况特别突出。

1982 年全国人口统计发现，每 100 个女孩对应 108 个男孩。

国家赶紧宣传 “女儿也是传后人”，想改变大家重男轻女的想法，可效果不太理想。

与此同时，老年人越来越多的问题也悄悄出现了。

60 岁以上的老人占比不断升高，当时的养老保障还不完善，很多家庭照顾老人的压力很大。

只生一个孩子，还让家庭结构变了样，越来越多家庭出现 “421” 的情况 —— 夫妻俩人要照顾四个老人，还要抚养一个孩子。

中央内部开了好几次会，讨论怎么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方式，特别强调 “不能不管情况都用一个办法”，得 “按规矩来管”。

陈云也批示说：“好政策要是办歪了可不行，方法不对头，老百姓会不满意的。”

从短期来看，这个政策确实让出生人数降了下来，也节省了不少粮食、电力，还腾出了更多学位和住房。后来，计划生育被列入了经济发展的考核指标，成了国家治理工作的一部分。

红利与反思

时间往后推，1980到2010年，国家享受了30年“人口红利”，也就是：年轻劳动力多，孩子和老人少，社会负担轻。

这30年里，中国经济平均年增长超过9%，外贸出口、制造业、城镇建设突飞猛进，国家储蓄率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得以快速扩张。

中国成了“世界工厂”，人口政策是背后关键一环。

国家统计局在2011年报告里写道：“劳动力红利是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奇迹的底层变量。”

国际上，联合国、世界银行都认可中国“控制人口、快速发展”的路径。

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研究中国经验，陈云的那句“限制人口和搞计划经济一样重要”，成了很多人口教材里的引语。

但进入2010年代，情况变了。

老龄化来得比预期快，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65岁以上人口已达8.9%，到了2020年，这一数字变成13.5%，每7人里就有1个是老年人，劳动人口开始减少，年轻人少、老人多，“未富先老”成为事实。

2015年，国家放开了“全面二孩”政策；

2021年又放开了“三孩”，同时还推出了托育补贴、教育费用减免、职场权益保护等支持措施。

但生育情况并没好转，2023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0左右，低到了极点。

大城市里的白领普遍都在推迟结婚和生育，“不生孩子”已经不是个别人的选择了。

现在很多人回头看40年前的政策，开始反思：是不是当初控制得太严格了？是不是“一刀切”的做法留下了结构问题？是不是“只生一个”最后变成了“只能生一个”？

大家开始重新思考当年政策的起因和带来的影响。

对陈云的评价也变得复杂起来。

一方面，他是推动这项国家调控政策的关键人物，用强硬手段控制住了人口压力，为国家工业化发展扫清了障碍；

另一方面，这种极限控制的方式也被人批评，说当时没留后路，对后续问题考虑得不够周全。

但陈云晚年曾说过一句话：“有的事，不做会挨大骂，做了也得挨骂，那就选后者。”他的语气沉稳，并不辩解，文件里记录得清清楚楚。

这场政策转折的遗产还在延续，今天，国家试图鼓励年轻人多生，提供经济支持与制度保障；同时推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成为国家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