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也是不断地拨开迷雾，走进历史的方式|来自网络】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何人欲断魂？！

老家桐城有两个祭祖的时期，一个是春节，一个就是清明。相对包括了很多内容的春节，清明有点专项祭祖的意味。我们把清明祭祖叫做“做清明”。

小时曾跟着父亲做清明。它不仅包括烧纸，磕头，而且还要在坟头插上五颜六色的标儿。它是用红黄蓝绿多种颜色的纸叠在一起，然后剪出带有空格的长条，成型的样子就像一个松散的发辫，可以在风中吹拂。插在坟头，格外显眼，就像告诉祖先，我已打卡。没有这些纸标的，不免就显得格外落寞。其他人看了不免啧啧，这后人不孝，甚至猜疑其连后人都没有。

相反，如果坟头上插的纸标多的，虽然看不出后人有多大出息，但最起码家族兴旺。很多时候不曾见面的亲戚，也许会在这一天的坟头相会！

说到底，祭祀不仅是一种追终怀远，更是为生者构建的传承系统。它在一代接一代的祭祀之中，让我们知道了来路，同时，也让我们得以小心维系着那容易被风雨冲刷的人伦。

尽管“敬鬼神而远之”，但孔子依旧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但我想，孔子一定是不喜欢商人的祭祀的！李硕的《翦商》就让人看到了殷祭祀的可怕一面，那就是人祭。这让人想起在文明上和殷商很相似的玛雅，和阿兹特克，他们用人献祭太阳时，先建造高大的石砌金字塔神庙，献祭仪式则在金字塔顶端进行。活人被捆缚在断头台上，随着刀落，身首分家，而尸体从台阶上扔下，观众们则争夺分食。

这种祭祀是血腥的，不人道的。武丁王应该是殷商献祭活人最多的君王，人数快有一万。就连周公的亲哥哥伯邑考，最后也在殷都被当作祭品杀了，而且做成了肉饼。所以在周以后，人祭便不成主流，而是通过强调德行和礼仪来巩固统治。周公制礼作乐，将血腥的人祭转化为礼乐文明的符号体系。

但不管是在三星堆青铜神树斑驳的纹路中，殷墟甲骨龟裂的刻痕里，还是在商周青铜器狞厉的饕餮纹下，祭祀始终是中华文明最深邃的基因密码。只不过，在商周时期，“祭祀权”是最高统治者的专利。殷商通过垄断与“上帝”对话的权力，将人祭仪式转化为震慑诸侯的政治工具。相应地，周朝则用“宗法制”重构规则：天子祭天，诸侯祭山川，士大夫祭祖先，平民只能拜灶神。在规模上，周天子可以修建七座祖庙，诸侯五座，大夫三座，士一座，而平民百姓只能在家中进行祭祀活动。直到宋代以后，平民才可以祭祀自己的祖先‌。这无疑是一种体现在祭祀上的等级制度。很难让人想象，原来祭祀祖先并不是很多中国人从来就可以的。

所以，今天祭祀祖先，不仅是一种伦理的义务，更是一种挣得的权利。

【旧时的君王祭祀|来自网络】

《史记》说，孔子小时候就喜欢玩祭祀祖宗的游戏，这好像预示了他以后成为研究礼仪的大学问家。李硕在《孔子大历史》中说，其实这背后的信息是，这个因颜徵在和鲁国士人叔梁纥“野合”而生的、长期待在母系家族中的山东汉子，小时应该没有对父系祖先的祭拜活动。所以看见别人祭祖，而自己没有，便很羡慕，所以用做游戏的方式，来进行心理补偿。日后，孔子也多次成为“祝”，主持丧礼，和祭礼——某种意义上，15岁后的孔子认祖归宗，回到叔梁纥的家族中，让他从颜家庄的穷小子，摇身成为了小贵族，所以也便有了这样的资格。

之所以他会“敬鬼神而远之”，也是因为在长期主持祭祀当中，要经常和“尸”打交道。就像太平天国的东王杨秀清一旦要对某人动手施刑，就会假装天父下凡附体，他便成了天父的代言人，一切手段都有了正当性。而“尸”也正是由活人扮演的鬼神。只是，扮演的鬼神毕竟不是真正的鬼神，所以一切行动要听“祝”的指挥。祭祀活动前，祝要教尸如何举动、发言，祭祀过程中，祝更要保证一步步行礼如仪，不能出偏差，更不能让尸自由发挥，不然那麻烦可就大了。当然，有些尸常常在其位不干其事，所以今天有一个成语，就叫尸位素餐。

看惯了“尸”的表演，孔子自然明白它背后，其实是人的意志。所以，他对鬼神的态度就是不信仰也不怀疑，和鬼神世界保持距离，自己主动把人间的事做好，其余的听天由命。而《礼记》中更是说，“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意思也就是，祭祀活动要有适度性，避免过于频繁而显得轻浮不敬，所以不能天天有事没事磕个头。当然，“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祭祀成为了儒家文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是因为迷信。而是，它是部族内部凝聚力的来源。通过祭祀，把散落在各地的宗族子弟召集起来，并在祖先的坟墓或者牌位面前，进一步强化了大家是一家人、有着共同祖先的概念。尽管互相之间是有尊卑秩序的，但有事还是要相互帮忙。这种宗法制度，也是周之所以推行分封制的保证。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宗族在数代之后，之间的感情慢慢淡化，最终，礼崩乐坏、各自为政的春秋战国时代，不可避免地降临。这也是孔子之所以一辈子都要恢复周礼的原因，也是把祀放在戎之前的原因。

不管如何，祭祀始终都是中华文明用来对抗时间熵增、实现文化延续的底层机制。在我看来，传统祭祀体系本质上是农业社会“以老为尊”的集中体现，到了国家层面，就是孝治天下的中央集权；

它也是集体记忆的“抗衰减编码”，如山西闻喜花馍的祭祖造型包含迁徙路线密码；而且还是个精密的跨代际契约，如福建土楼祠堂里的“丁口簿”记录着每个男丁出生时的“祖先债”，通过年复一年的祭祀逐步偿还；潮汕宗族的“太公分猪肉”仪式，按辈分分配祭肉，实质也是家族福利的代际传递。而在商业社会当中，徽商将祖先祭祀与商业信誉绑定，来传递对人格或商品质量的担保。这就像清代胡庆余堂的“祖训祭祀”。正是“儒风独茂”，却又有举族外迁、并在经商地修建宗族祠堂的习俗，让徽商成就了伟业。祠堂既是“妥先灵，隆享祀”的家庙，也是徽州宗族商人集会、议事的场所。在老祖宗的眼皮底下，谁也不敢乱来。

【《中华遗产》杂志曾关注徽州人行商的秘密：祠堂。此图为祁门叶姓祠堂|来自网络】

无疑，这套系统既让徽商离土不离“乡”（心理意义），而且使个体生命得以嵌入更长的历史维度，确保文化基因在时间洪流中不被冲散。当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老板们在关帝像前焚香盟誓时，他们延续的不仅是信仰，更是商业信用的跨代传承。

与此同时，整个国家也在推崇对前人的祭祀。天安门前的纪念碑，让我们世代铭记先辈的牺牲和付出，而公祭轩辕黄帝典礼等国家级仪式，更是通过历史叙事重构民族共同体记忆：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要为中华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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