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盛夏，庐山上清晨的雾气缭绕。毛泽东坐在藤椅里，一根烟点了一根又一根，对面是湖南省委领导周小舟和周惠。其实所谓的“谈心”，更像一次没设防的头脑风暴，关于钱粮、关于农民，关于吃饭的难题，这话题绕来绕去，总有个出口会戳中某个痛点。

明明坐在山巅，气氛却暖得像年夜饭。毛泽东偶尔扬起眉毛，翻检历史轶事。他一面漫不经心吸烟，一面忽然自嘲“我四十岁前，肝火可大。”这样的话放在他嘴里，总让人好奇——那脾气到底有多冲？四十岁以后，难道江山易改本性却真变了？

说到肝火，还得搬出毛泽东和他亲弟毛泽覃的故事。毛泽覃和毛泽东年纪差十二岁，由小跟着大哥混读书、打算盘、下乡办事，芳龄十三就被毛泽东拉到身边，一路搀扶着、训斥着。有人说兄长严，其实毛家兄弟的情分耐不得搅揉，但放到原则面前，毛泽东一旦发作，也绝不惯着亲血脉。

1928年井冈山，毛泽覃接到大哥的命令做地方建党、做土地改革试点，一切都走在前头。这年六月，山头聚会，各县来人交完书面报告，唯独毛泽覃只口头叙述，稿子一个没交。事情就这么细小，但哥哥不饶人“你忙到没时间写？那都干啥去了？”毛泽覃也不让步，音量一提“什么都要管？报不报都要你批吗？” 咣当，兄弟撞火，毛泽东当着众人拿根小棍扬手就要打。

这不是第一次兄弟俩的矛盾白热化。1930年，君埠路口，毛泽覃部队里硬捉壮丁搞“扩红”，老太太撕心裂肺追赶，毛泽东看见气炸。办公室里夜深争辩，毛泽覃坚持不知，毛泽东认定是推脱。两人一个挥拳，一个怒吼，空气里咆哮“这是革命队伍，不是毛氏祠堂！”最后拳头落下，气也散了，第二天错误迅速纠正，甚至找到当事青年道歉，人送回家，老人乐得放声哭，算是皆大欢喜。

这就是现实版兄弟情亲与疏不断切割，热血和蛮横纠缠一处。毛泽东的火气，既点燃行动，也烧得家人滚烫。有意思的是，毛泽覃反应起来也不慢，仗义直言，从不卑让。两兄弟交锋，谁也不软——到底是家教还是革命性格？也没个定论。

毛泽东并不忌惮把这些家丑传开。中央苏区工作期间，毛泽东对弟弟的苛责“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挂在嘴边。可私底下他会感慨，这个弟弟胆子比他还大，聪明得很，年纪轻轻便英年早逝，遗憾到老。某种意义上，那一团肝火，就是对自己也有数不尽的苛责和悔恨。

四十岁之后的毛泽东，似乎收敛了一些。外界人看到的是平和、从容，有条有理，时常露出宽厚的笑意。可一遇到“公事”，尤其涉及百姓吃饭、农民医疗，他的火气立刻爆发。1965年6月26日，中南海卫生会议，汇报刚开始没几分钟，毛泽东就按捺不住。

卫生部长钱信忠报出数据“全国140多万卫生技术人员，有九成都在城市。” 医疗经费分配也是城市占大头，农村只有零头。城市光鲜，农村还是“无医无药”，农民一场大病就像判死刑。这局面，谁不来气？毛泽东一下站起，声如洪钟“卫生部只管15%的人口，净给老爷服务，这叫什么人民卫生部？”——而那15%还基本是不差钱的主儿，农村人只能自己看命。

没等下属多解释，毛泽东直接指路“要重点办农村，培养农民请得起、养得活的医生！” 什么中医便宜、药材能自种有得用，要快、要狠、要实在。他并不打算等省部委研究，就是，砸下去，全盘改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但事实就是这么一刀切出来的。

事情推进速度很快。遵照他“六。二六指示”，全国遍地开花，县、乡、村庄都组织培训“半农半医”的新式医生。几十万“赤脚医生”带着药箱下地干活、带着土法治病，既是庄稼汉，又能望闻问切，从早忙到晚。简易诊疗法、中西结合、能自己熬药绝不外采——没大医院的讲究，却实在顶事。

王树善的故事是真事。资料查得到1965年刚满十五，被公社送进医院进修，熟练常见病治疗后回村做赤脚医生。他白天下地，夜里学医书，还到大户拜中医为师。方圆几十里病人都找他，有人管他叫“小华佗”。这不是天方夜谭，上世纪70年代落地生根，赤脚医生成了村民的靠山。有时候技术有限，但老百姓要的就是“能看病、能解决”，多高学位没人在意。

赤脚医生的医术，靠的多半是自学、带教和传承。有些药材自己上山采，查《中草药手册》，回村清洗晾晒，保存备用。切药没有工具就找铁匠打铡刀，缺药种自己栽，柴胡、大黄、板蓝根一一试种。还有用白醋熬成“十滴水”，用蒸馏水冲洗伤口，办法总比困难多。

他们工资就是工分。农村医药合作社制度，最早陕甘宁边区试点，后来1959年山西大规模推广，大家看病花不了几个钱，分工明确，缺陷也不少，比如药材短缺、部分地区医务水平低下。“赤脚医生”跟合作医疗体系强绑在一起，井喷式发展了一二十年。到了21世纪，国家干脆把新农合推到全国，政府多方配资，新模式叫“新农合”，形式上比过去规范，但内核留下了毛泽东一嗓子的火气——服务农民。

毛泽东的“怒火”，并非简单暴躁。“六。二六指示”后，农民在家门口能治病，看起药来心安理得。大城市里仍有高端医疗，乡村有了“赤脚医生”兜底。这医改方案，说是朴素野蛮，其实救了一代又一代。虽然有人批评赤脚医生不专业、医疗事故偶有，但换个角度想，和早年农村一场小病拖到要命相比，哪个更让人心寒？

站在今天回头不好说那个年代的赤脚医生就是最好选择。技术不够、体系粗糙，有新农合覆盖以后，农民才逐步享受到更完善的诊疗服务。但有时又想，没有那一批最“野路子”的草根医生，几十年前的生死线或许还要更低点。

人们常记住毛泽东“关心群众”，这几个字容易说轻也容易说重。事实上，他不是温文尔雅的圣人，时不时急眼，发火就是发火。体制内也未必处处公平，有些策略激进，有些根本不经过反复讨论。可社会变革，有些火气没点燃，基本就没法推得动。毛泽东和卫生部的较劲，就是那种没有后门的较劲。谁说他四十岁以后就能完全不发脾气呢？

有意思的是，后来的医学教育改良，新农合深入人心，农村诊所越开越多。人们又多少怀念那种“赤脚医生”的踏实和亲切，甚至觉得比现在挂号开药更人情些。但转回来一想，现在医疗规范，农村也能转诊大医院，这真的是进步，进步里少不了当年那个“肝火大的毛主席”种下的因。

，四十岁前后，毛泽东的火气到底是消了，还是换了一种燃法？庙堂上的烟雾，乡野里的药香，还有那些被照看的小民，怎么能分得出哪个更重要？

很多年后，乡间老人念叨起毛主席，总会顺嘴夸他惦记的，都是苦人。其实毛泽东自己可能也不信，他真有一天彻底没了肚子里的“火”。

一段往事里有余温，谁又能把火气和温情分别掰开，相安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