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宋彬彬，是开国上将宋任穷的女儿，是文革时期的顶级而凶猛的打手之一，是许多生命悲剧的制造者，一些珍贵文物的毁灭者之一。

她，文革时期的凶猛打手，许多生命悲剧的制造者

1966年5月，北京政治气候骤变。正在读书的十八岁的宋彬彬，开始了她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疯狂举动——红卫兵造反。

她和她的同学高呼："造反有理"。在口号声中，宋彬彬和她的一帮同学把正在读书的课本撕得一片狼藉。然后，她系上武装皮带，穿上“军装”，与一帮同样“激动”的同学，将教室改造成"革命指挥部"，她和她的同学正式宣布：“我们红卫兵造反有理，我们必须造反。”
8月18日，毛主席等领导人在天安门广场上接见百万红卫兵。而18岁的宋彬彬此时在城楼东侧的贵宾区，她穿着草绿色军装，腰扎武装皮带——“英姿飒爽，不爱红装爱武装。”
当毛主席出现在红卫兵的面前时，各地红卫兵代表要依次为领袖佩戴袖章。宋彬彬把"红卫兵"袖章系上毛主席左臂时，毛泽东问她："你叫乜名啊？"听到主席的问话，宋彬彬激动万分，连忙回答："报告主席，我叫宋彬彬，文质彬彬的彬。"毛主席听后，笑着用湖南话说道："文质彬彬可不好，要武嘛！"说着用右手在袖章上重重拍了两下。摄影记者抓拍了这个瞬间，这张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回到家里，宋彬彬看了报纸上的图片，手握报纸，激动地无法用言语形容。
陈伯达立即指示《红旗》杂志撰写评论，将"要武"解读为"武装夺权的革命精神"。宋彬彬又看到了《红旗》杂志的评论文章，亦是激动不已。于是宋彬彬在《光明日报》发表声明："为响应主席号召，即日起改名宋要武。"这个当时的红卫兵风云人物，说改名立即改名“宋要武”。这一改名，好像祖宗十八代都感到幸福美好！ 宋要武为了展示自己“造反有理”的坚定决心，她立即带领"首都三司"突击队去砸了东四牌楼的老字号招牌，去砸了王府井教堂的彩绘玻璃，去砸了故宫珍宝馆的明代瓷器……接着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施惨烈的暴力事件。红卫兵将学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从办公室拖出。一位残忍凶狠的红卫兵们用铜头皮带抽打卞仲耘的头部，一位同样残忍的红卫兵用蘸水的钢丝鞭抽打卞仲耘的后背。其他的红卫兵赶紧将写有"走资派"的纸糊高帽戴在卞仲耘头上。接着又连续数小时虐待毒打，导致卞仲耘内脏破裂，因失血性休克死亡。人已经死了，红卫兵们还将卞仲耘的遗体用草席包裹着抬出校门，脖子上还挂着"反动学术权威"的木牌。这帮红卫兵的凶狠性，让人不忍言说。


事后，宋彬彬还狡辩说自己当时没有直接打，自己当时也没有在学校。有人问她：“谁是学校红卫兵的头儿？”她不言语。文革中，宋彬彬和她的手下，沾满了多少人身上的鲜血，给多少家庭造成了伤害，给多少珍贵的文物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文革结束后，33岁的宋彬彬为了逃避责任，害怕死者家属和其他的受害者，追究她的责任，她化名宋岩，跑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书。在麻省理工学习九年，主攻同位素地球化学专业。1989年获得博士学位。她获得博士学位后，《波士顿环球报》用不无讽刺调侃的言语写道："她用化学试剂清洗着历史的污渍。"

毕业后，她不敢回国，也不愿回国，留在美国工作、定居。

2003年，56岁的宋彬彬秘密回国，却被媒体发现了她的踪迹，当《南方周末》记者在协和医院堵住她，要采访她，她结结巴巴地说："我……我只是想来给母亲扫墓。"

宋彬彬晚年在一次公开的场合，向受伤害者及受害者家人道歉说："我们那时以为在捍卫革命，却成了施暴的帮凶……"被她和她领导下的红卫兵迫害致死的赵泉鸿教师，赵老师的女儿愤怒地质问宋彬彬："你所谓的道歉有什么用？能让我父亲活过来吗？"她无言以对。

2024年9月16日，文革中异常活跃的宋彬彬在波士顿的寓所内去世。不知道她临死前，那些被她领导下的红卫兵迫害死的人之魂魄，是不是站在她面前对她说：你也拿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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