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和“故宫南迁文物”产生那么深远的渊源，从重走故宫文物南迁路，筹备纪录片，到创作非虚构作品《故宫文物南迁》，再到最新出版的小说《国宝》，祝勇多年来为之付出了极大的体力和心力，而这一切又让他甘之若饴。

“这群在战乱中守护文物的故宫人的一生，几乎囊括了20世纪的国家命运。每当我面对他们的旧照片，都会被他们面容的平静所感动。尤其是在贵州安顺加入故宫博物院的黄居祥，脸上总是挂着微笑。那种淡定，透露出他们内心的强大，强大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很多年里，他们的身影在我的眼前闪动，他们的命运在我的心中翻腾，搅得我心神不宁。我要潜入他们的命运轨迹，去感受他们生命的温度，触摸他们的心跳，面对他们面对过的复杂现实，从无数种不确定中找寻通往未来的路径。不知从何时起，我有了写一部小说的冲动。”

如今，小说《国宝》已经完成，但那些小说中的人物仍像朋友一样，铭刻在祝勇的心中，时常会出来与他见一见，聊一聊。以至于祝勇说，也许在未来，他会提笔继续书写这些朋友的故事。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在祝勇看来，《国宝》的主题是故宫文物南迁，容量却不止于此，而是百年国运兴衰，是国家从屈辱到自强的抗争史，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阔主题。“我力图使这部小说有更大的历史吞吐量，成为一个命运交叉的城堡，每个人都是在这个城堡里交集、相遇，构建矛盾，进而编织起叙事的经纬。”

《国宝》写了五年，不断改动的打印稿摞起来有一人多高

1933年2月5日深夜，一支特殊的队伍悄然驶出北平紫禁城。一万多个木箱在寒冬中沉默地向南移动，箱内封存着华夏的文明基因——商周青铜铭刻着最初的礼乐，唐宋书画凝结着文脉的温度，明清瓷器流淌着技法的精魂。而此时，东三省的硝烟已烧至山海关，日军铁蹄步步紧逼，故宫文物危如累卵。为了确保文明的根脉永续，故宫博物院组织动员，将文物分批南迁。自此，浩瀚的皇家典藏在中国大地上经历了长达十数年的颠沛流离，也凝聚了超越器物之上的奔腾不息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

《国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上下两卷近六十万字的篇幅。小说通过那文松和家人的悲欢离合、聚散流徙，讲述因故宫文物南迁而波澜飘摇的家族史，以小见大，以家映国，从烟火日常的民间立场见证磅礴沧桑的近代中国。小说入选了2024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第三期名单。

在著名作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看来，透过故宫，历史是可以看见，也是可以走近的。这些年来，他撰写了《故宫六百年》《纸上繁花》《故宫的古物之美》《在故宫看见中国史》《故宫文物南迁》等作品，构建起了一座“纸上的故宫”。但这些作品多是散文或历史非虚构写作，《国宝》是祝勇很少涉猎的小说，且一上来就是60万字的大体量创作。

2010年，故宫博物院发起了“温故知新——两岸故宫重走南迁路”考察活动，这个话题引起关注，祝勇很遗憾未能参加那次考察。但在以后的日子里，因工作关系，他有机会多次造访当年文物南迁所经过的地点，并采访了多位亲历者。了解越多，祝勇越是发现，这段历史有太多难以尽述之处。为此，祝勇在出版了非虚构作品《故宫文物南迁》后，还是觉得有很多话没说出来。“我觉得兴犹未尽，非虚构作品的主要任务，是对故宫文物南迁作一个大而全的脉络叙述，依靠大量的文献和史料，把时空和事件重新建构起来。非虚构主要是讲历史事实，但是我觉得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很多人的命运都被时代洪流所裹挟，有太多的悲欢离合，太多的情感在里面，这些是非虚构作品不能承载的。”

祝勇认为，小说是最好的载体，小说以人为主，可以更加深入地通过虚构的人物，来承载这段历史，去展现那一代故宫人的精神世界。自己能否以小说驾驭这个厚重的历史题材，这让祝勇一直犹豫，“小说的表达方式、语言套路和散文都不一样，我长期习惯散文写作，那种语言其实不适合小说。所以我犹豫了很长时间，大概在2018、2019年左右，我写了一个大纲。之后又放了很长时间，没有动笔，始终在自我掂量的状态下。” 最终，故宫文物南迁的很多细节栩栩如生，在他心里呼之欲出，“我觉得不写小说都不行了。《国宝》是在我心里面翻滚的时间太长，自然孕育出来的小说。”

祝勇介绍说《国宝》写了差不多五年时间，改动的量特别大，“这几年下来打印稿摞起来有一人多高。”《国宝》初稿因太贴史实像纪实文学，而被祝勇好友、《收获》杂志副主编谢锦否定，祝勇因此把写好的35万字删了一半，剩下十六七万字，在其基础上再重新创作，读中改、改中读，“总之这个修改过程挺复杂、挺漫长的”。

小说里的人物像一起上下班的同事，写时多次落泪

如何塑造好《国宝》里的人物，祝勇可谓煞费苦心，“我觉得文学根本上还是写人，把人物立起来，每个人物都能栩栩如生，才是最好的。塑造人物不仅仅是说事，《国宝》里人物众多，各有各的习惯，各有各的形象，各有各的个性，没有一个是重复的。”

《国宝》主人公那文松的原型之一，是庄尚严先生。他是第一批带着故宫文物南迁到南京去的，参与了故宫文物南迁的全过程，1949年又带着一批文物去了台湾，儿子庄灵1938年就出生在南迁路上。2018年，80岁的庄灵来北京参加故宫学术邀请会，祝勇和庄老先生由此成了忘年交。“我问了他很多细节，这些细节特别适合小说。举个例子，庄尚严先生1980年去世，弥留之际他几乎不能说话，但一直在说两个字，庄灵把耳朵贴过去仔细听，听了半天，听出来父亲说的是‘北平’。老先生在咽气之前留下的最后两个字就是北平，因为他1933年2月离开北平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听了这个故事，我小说的人物形象一下子就有了。”

除了庄尚严，祝勇表示那文松身上还有别的故宫人的影子，“比如故宫博物院博物馆专家梁金生先生，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参与了抗战时期文物南迁的工作。他们一家人有的带着文物去了台湾，有的带着文物回了北京，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这一家人才联系上。所以那文松有庄尚严先生的影子，还有梁家的影子，甚至还有单士元老先生的影子。” 单士元先生是故宫元老，后来做了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祝勇说他脑中那文松的形象有点像单先生。“非常瘦，仙风道骨，单士元先生曾回忆说‘一进神武门洞无法行走，因为西北风打得身子直转，身不由己地撞在神武门洞两壁，可以说是打着转进宫的。’我把‘打着转进宫’这句话挪到那文松身上，大量的历史细节丰富到一个人物形象上，就使其更加饱满。”

尽管有现实人物的影子，但小说人物仍是艺术创作虚构的，“名字都是我起的，但在写的过程中，我慢慢觉得这些人真的活了。我前一天结束写作，他们和我下班，第二天继续写作，他们又和我一起上班，就像我的同事一样。到现在我依然觉得书中人物在陪伴着我，生活中真的有那文松、梅遇影。”

《国宝》中人物的悲欢离合让人唏嘘不已，祝勇说他写的时候也好几次掉眼泪，“比如北平沦陷时，梅遇影的母亲萧桂花遇害的那一段；还有全书结束的时候，沈芷伊要投水自尽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又有了生的希望。她心里对亡夫郭之南说，我们这个家永远不会散——那时候我的眼泪忍不住就掉下来。”

祝勇认为这种情感的共鸣，是文学很重要的东西，“写作过程中，我有去掉的人物，也有后加的人物，充分地感受到写小说的不容易。写非虚构作品，如果我觉得这段材料不好，就拿掉，或者在别的地方再补充一个材料。但小说的修改是牵一发动全身，我拿掉一个人物，得从头到尾仔细看一遍，别再出现在小说中，那就不伦不类了。”

真实的人物和虚构的人物互动连接，推进叙事和情节发展

小说既要实，又不能太实，所以要处理好虚实的关系。祝勇表示，在大框架不虚的前提下，他会给自己闪转腾挪的空间，“我在小说里面用了一个普遍的写法，就是真实的人物和我虚构的人物互动，不仅连接，而且有互动来推进叙事和情节的发展，所以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比如，小说中的郭之南，其原型人物真名叫郭植楠，真实故事是在抗战胜利文物东归的时候，他因事故被车轮碾压，牺牲在路上。小说中郭之南的牺牲更加戏剧化，“翻车后，他带着石鼓整个翻下去了。石鼓没事，他牺牲了，留下了遗孀。”

再比如，那文松的弟弟那文柏，在战场上遇到将军萧山令，冒着炮火背起萧山令就跑，结果发现萧山令越来越轻，原来他的肉因为伤重而一块一块往下掉，祝勇说：“《国宝》里的很多细节都调动了我记忆里真实的资源，不是瞎编的。我曾经见过很多抗美援朝的老战士，萧山令这段就是他们给我讲的故事，说他们在战场上背着战友跑的时候，因为受重伤，战友身上的肉一块一块往下掉。写这部小说我用了大量的细节。把人立住还是要进入人物内心，写细节就是进入内心，这才能入木三分。”

再比如那文松的手，能写漂亮的黄庭坚书法，还能灵巧地抱好国宝石鼓，但是他在带着文物南迁的过程中，因遭遇事故，只能将中指截掉，“中指是写毛笔字很重要的支点，对于那文松来说，这不是截掉手指头的问题，而是他作为文人的精神寄托没有了，这对他来说是很残酷的事情。”祝勇认为这根手指有象征意义，“那个时代每个人都经历了磨难，手指头就是一个象征。包括那文松开始进监狱被施以酷刑，也是专挑他的右手动刑，这些都代表了文人在那个时代里的命运。”

那文松手指被截掉时，他觉得生无可恋，这是他很脆弱、很悲哀的时候，祝勇想以此表达故宫人在南迁过程中也不是铁打的，也有脆弱的时候。护士沈芷伊很喜欢、同情那文松，带着他去病房，看到武汉会战撤下来的很多伤兵，“我没有写武汉会战，但是通过这个医院写了武汉会战，从伤兵就可以知道战争的惨烈。那文松看了立刻就释然了，‘我失去一个手指头算什么？’沈芷伊还给他讲了一个事，说昨天有个17岁的小兵要截掉一条腿，截肢之前他拄着双拐在走廊走了一夜，因为第二天他就没腿了。这个来自我真实的生活经历，我的腿曾经做手术，病房里面就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兄弟，他是骨癌，腿要截掉，在截肢之前的那个晚上，他真的拄着双拐在走廊走了一夜。”

所以，在写《国宝》的过程中，祝勇把自己的一些真实生活经验用到小说里面，“写小说需要生活的积累，你没有积累，拍着脑袋去杜撰，写出来的是死的，不是鲜活的。”

表面上写故宫文物南迁，实际上写民族成长

《国宝》里的人物命运常常令人不忍看下去，祝勇坦承，真实的历史和人物命运，比小说里描写得更加惨痛，“一些故宫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是当时历史一个非常真实的缩影”。

小说跨越了“九一八”事变、长城抗战、卢沟桥事变、淞沪抗战、南京大屠杀、花园口决堤、豫湘桂战役、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处决日本战犯、北平和平解放等诸多重大事件，祝勇表示，《国宝》表面上是写故宫文物南迁的过程，实际上是写我们民族成长的过程。

为了创作《国宝》，祝勇查阅了大量的史料，“这个小说比较难的是卡点，就是人物命运的点，跟历史发生的时间点，必须得卡上。所以我不断地列时间表，人物的行进线和历史的行进线必须得吻合。”

那文松等故宫人在南京的遭遇是祝勇在小说里浓墨重彩的一部分，他说虽然国人都很熟悉“南京大屠杀”，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日军进入南京之前，还有一批故宫文物在南京城亟待运输，“这是特别可歌可泣的一笔，在南京保卫战隆隆炮声之中，故宫人着急要在城市陷落之前，把故宫的文物运出去，惊心动魄。我曾经专门去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看到了一张照片，但是内容很少，我找的史料也不是太多，尤其是南京城陷落之后，就基本没有材料了。小说里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横岭，后来在总结古物撤离南京经过的报告中，写道一批文物从下关码头运出南京之后，还有一部分故宫文物和人员遗留在城内，至今生死不明。我在小说里虚构了那文松他们在南京城里面的活动，很惊心动魄。”

祝勇认为，抗战对个人和中华民族而言，都是很大的锻造，“都是在经历了至暗时刻后才走向成熟，经历了大苦难之后，才能锻造出这种超人的力量，变得不可战胜。具体对于故宫文物南迁乃至于南迁中的个人，也是这么一个过程——置之死地而后生。它的确是一个死地，但是我们又后生了，显示出中华文明强大的韧性和力量，也见证了故宫文物南迁的精神力量。”

小说的结尾是郭之南的遗孀沈芷伊要自杀，但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生命还有延续，祝勇表示其实《国宝》始终是死和生的关系，“小说里是三层关系，一层是个人的死和生，比如郭之南死，郭之南的儿子生；第二层含义是文物的死和生；第三层是民族的死和生。所以不仅有死，其实更有生，我写大量的死亡是为了反衬生，大量生命的力量是在死亡背景下产生的，这是《国宝》的一个主要意义。”

而对于这个给人以生的希望的开放式结局，祝勇认为这是一个恰到好处的结局，“至于将来写不写，我也不能封口，因为这些事情在我的心里面翻腾，也许某一天会再提起笔来。”

作为一个写作者，写作的过程是非常享受的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喜欢看视频化的东西，看小说总觉得没时间，尤其是《国宝》这样60万字的“大部头”，问祝勇是否担心小说的市场前景。祝勇表示，自己对此不太在乎，“我觉得这个书有价值，无论是对我个人还是对前辈，都是一个交代。我必须把这本小说给写出来。我觉得好书还是有人看的，至于看的人多，看的人少，我不太在意。”

祝勇认为写作的过程也是寻找知音的过程，“喜欢我作品的人跟我就是知音，通过这本书就有了这样的缘分，有了沟通的机缘，不喜欢，我也不强求，反正我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行。我觉得这种篇幅大的作品，未必读者就不喜欢，关键在于好不好。一分钟短视频都有人嫌长，可是电影《哪吒2》两个多小时吧？也有那么多人看，所以，我觉得根本的问题是好不好，而不是长和短的问题。”

祝勇表示，自己写作的时候，内心非常兴奋，尤其是有灵光闪现时，“这种感觉特别让你兴奋，但只有作者自己知道，别人看不见，因为它是你的精神活动，别人看到的永远是你坐在那儿，对着一个电脑在写，每天都一样。但实际上作者自己知道是不一样的，每天都有一种超越自我的兴奋感，特别是一个很难的传切配合，你完成了，一脚射门进了，特别兴奋。”

作为一个作者，祝勇说自己很幸福，有人问他老在写作，写这么多，累不累？是不是歇歇？“实际上我歇不了，因为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好像是一个足球运动员上场踢90分钟比赛，他自己是享受这个过程的，他又不是去干很苦的力气活。同样，作为一个写作者，写作的过程是非常享受的。”

谈及未来的计划，祝勇表示，今年是故宫博物院成立100周年，争取把故宫文物南迁的纪录片完成，“这是今年比较大的事情”。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嘉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