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窝里的油饼

＂余海生，你把油饼都给了小翠，就没想过还有朱子明吗？＂母亲低声责问，我蜷缩在被窝里，假装睡着。

耳边是北风呜咽的声音，窗户上结了一层薄霜，屋里的煤炉子早已熄灭，冷得刺骨。

那是一九七八年的寒冬，我八岁，住在河北省一座小县城的筒子楼里。这年头全国上下还在用粮票，肉票紧俏得很，能吃上油饼已是难得的福利。

自从母亲改嫁给余海生后，我们一家四口挤在两间屋子里，大人睡外屋，我和两岁的妹妹小翠睡里屋。一道薄薄的木板墙根本挡不住声音，透过那些缝隙，我常常能听见大人们的窃窃私语。

余海生是县棉纺厂的机修工，每天骑着二八自行车上下班，算是当时的＂工人贵族＂。妹妹小翠是他亲生的，皮肤白净，眼睛大大的，像极了继父。而我，是母亲和前夫所生，据说我生父在我三岁那年就下落不明，连个影子都没留下。

那天是棉纺厂发福利的日子，每人三个大油饼。余海生骑车回来时，挂在车把手上的油饼还冒着热气，裹在报纸里，散发出诱人的香味。

＂爸爸回来啦！＂小翠欢快地喊着，我却只是安静地坐在小板凳上，继续写着算术作业。

说是我的爸爸，可我从未喊过他一声。自从他进门那天起，我就叫他余叔叔，一直到现在。

晚饭是白菜炖豆腐，母亲还特意放了几块肉皮，算是打牙祭。一盘咸菜，一碗稀粥，再加上余海生带回来的油饼，放在我们家的饭桌上，已是难得的丰盛。

＂来，小翠，爸爸喂你吃。＂余海生小心翼翼地把油饼掰成小块，一点一点地喂给妹妹。

小翠吃得满嘴流油，笑得眉眼弯弯。＂好吃，爸爸的油饼最好吃！＂

我坐在一旁，不敢出声，只能小口咽着白米饭，偶尔抬眼看向母亲。母亲的目光在我和继父之间游移，最终低头扒着自己的饭碗，像是不敢面对什么。

＂子明，多吃点白菜，今天放了肉皮。＂母亲轻声说，给我夹了一筷子菜。

我点点头，心里却硬得像石头，饭也咽不下去了。眼看着桌上的三个油饼，两个进了小翠的肚子，一个被余海生自己吃了，我的那份，似乎从来就不存在。

＂我吃饱了。＂我放下筷子，声音很小。

＂这孩子，才吃几口啊，粮食多金贵，可不能浪费。＂余海生皱了皱眉。

＂他大了，懂事了，知道节省。＂母亲帮我解围，目光中带着心疼，却不敢多说什么。

回到里屋，我钻进被窝，眼泪终于不争气地流了下来。十二月的北方，没有暖气的屋子冷得刺骨，我紧紧裹着母亲用旧棉絮翻新的被子，却怎么也暖不起来。

我不恨妹妹，她还小，天真无邪，可我恨自己为什么不是余海生的孩子。恨自己的亲生父亲为什么要抛弃我们母子。恨这个世界为什么对我如此不公。

隔壁屋传来他们的谈话声，母亲的声音压得很低，但字字句句都刺进我的心里。

＂我知道你疼小翠，可子明也是个孩子啊...＂

＂我知道，可咱们家的条件你也清楚，紧巴巴的，那点油饼，不够分。再说了，他也吃了晚饭，又不是饿着。＂继父的声音有些生硬。

＂可是子明...＂

＂行了，他爹抛下你们母子，我接手了，已经够意思了吧？孩子大了，得懂事。＂

＂海生，你别这样说。子明是个好孩子，学习这么用功，从来不惹事。＂

＂那是他的本分。你们娘俩能有个安身之处，也是我的本分。咱们扯平了。＂

＂我知道你心里有气，当初要不是朱建国那混蛋卷了公款跑路，我也不会...＂

＂行了，过去的事不提了。睡吧。＂

屋子里安静下来，只剩下北风呜咽着拍打窗户的声音和隔壁宿舍里传来的＂咣当＂收音机声。广播里正在播放《洪湖赤卫队》的选段，那悲壮的旋律穿透薄薄的墙壁，更添了几分凄凉。

我将头埋进被子里，不想让任何人听见我的啜泣。这么多年来，我已经学会了沉默，学会了隐忍，学会了压抑自己的感情。在学校里，我是那个安静坐在角落的学生；在家里，我是那个不声不响做家务的孩子。

我知道余海生不喜欢我，因为我总让他想起那个＂卷了公款跑路＂的男人。我也知道母亲夹在中间有多难，她既要照顾我的感受，又要维持这个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家。

那时候，被一个男人抛弃的女人，带着孩子改嫁，本就不容易。我听邻居王婶说过，母亲嫁给余海生时，可是受了不少闲言碎语，说她＂不守妇道＂，说她＂不要脸＂。而余海生娶了一个带孩子的寡妇，在厂里也没少被人戳脊梁骨。

也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间，感觉被窝里多了什么东西——温热的，带着香气。我一下子惊醒过来，警觉地伸手一摸，是个纸包，还带着体温。

小心翼翼地打开，两个完整的油饼静静躺在那里，还有些温热。我愣住了，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一定是母亲的，她把自己那份给了我。

想到这里，我的眼泪又涌了出来，滴在油饼上，咸咸的，和油饼的香甜混在一起，是那么复杂的滋味。我慢慢啃着油饼，感受着那久违的满足感，心里又酸又甜。

正当我小心翼翼地啃着第二个油饼时，听见外屋有脚步声。是继父，他轻手轻脚地走到我房门外，停了下来。我赶紧把油饼藏到被子下，屏住呼吸，生怕被发现。

门外的脚步声没有继续，他似乎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过了许久，我听见一声长长的叹息，然后是轻轻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也许继父并非对我全无感情，只是他不善表达，或者他也有自己的难处。这个念头让我感到一丝安慰，虽然微弱，却是真实的。

第二天清晨，我早早起床，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油饼的包装纸我小心收好，塞进了自己的小布包里。这是我的秘密，我的温暖，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子明，起这么早？＂母亲惊讶地看着我，眼中带着关切。

＂嗯，今天要早读。＂我低声回答，不敢看她的眼睛，怕自己会忍不住流泪。

＂那吃了饭再走。＂母亲忙着烧火做饭，锅里煮着稀粥。

＂不用了，学校有馒头。＂我撒了个谎，其实学校根本没有什么馒头，我只是不想在这个家里多呆一秒钟。

＂那...那把围巾戴上，外面冷。＂母亲取下挂在墙上的旧围巾，小心地围在我的脖子上。我感受着她粗糙的手指划过我的脸颊，那是常年操劳留下的痕迹。

就在我准备出门的时候，余海生从外屋走了出来，穿着厚厚的棉袄，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

＂子明，等一下。＂他叫住了我，声音有些生硬。

我停下脚步，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他要说什么。是发现了油饼的事情？还是觉得我起得太早，有什么鬼祟的事？

＂今天厂里加班，晚上不回来吃饭了。＂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五分钱，递给了我，＂放学路上买个糖葫芦吃。＂

我愣住了，不知所措地接过那枚硬币。这是他第一次给我零花钱，虽然只有五分钱，却让我心里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感觉。

＂谢谢...余叔叔。＂我小声道谢，低着头快速离开了家。

那天，我没有买糖葫芦，而是把那五分钱小心翼翼地包在手帕里，放在了我的小布包最里层。这是一份珍贵的礼物，我舍不得花。

学校里，老师讲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新方针，同学们都听得一知半解。我坐在教室的角落，心思却早已飞到了别处。

下午放学后，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在学校附近的小河边呆了很久。看着冬日的夕阳照在结冰的河面上，反射出金色的光芒，我想了很多很多。

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么复杂？为什么有些爱要藏得这么深？为什么我的生活会是这个样子？我没有答案，只有满腹的疑问和一颗渴望被爱的心。

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母亲正在灶台前忙碌，见我回来，脸上露出了担忧的表情。

＂子明，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都要去找你了。＂

＂学校有补课。＂我又撒了个谎，不想让她担心。

＂快坐下吃饭吧，我给你热了昨天的白菜。＂母亲殷勤地给我盛了一碗稀粥，又夹了些咸菜。

我默默地吃着饭，偶尔抬头看看母亲憔悴的脸庞。她只有三十出头，却已经有了明显的皱纹，眼角的细纹刻满了生活的艰辛。

＂妈，我以后一定会好好读书，考上大学，赚很多钱，让你过上好日子。＂我突然说道，声音坚定。

母亲愣了一下，眼睛湿润了。她摸了摸我的头，笑着说：＂好，妈妈等着那一天。＂

那晚，躺在被窝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被窝里的油饼，想起继父的五分钱，想起母亲的期望，心里乱糟糟的。我知道，我必须变得更加坚强，更加独立，才能在这个家里站稳脚跟。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变得更加沉默，更加努力。在学校里，我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在家里，我学会了生火做饭，洗衣扫地，尽量减轻母亲的负担。

余海生似乎也慢慢接受了我的存在。偶尔，他会给我带回一些小零食，虽然不多，但我知道，这是他表达关心的方式。母亲在我们之间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平衡，既要照顾继父的自尊，又要保护我的感受。

一九七九年的春天，我上了初中。那年，全国上下都在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思想解放的春风吹遍了每一个角落。

余海生在厂里当上了班组长，家里的日子也渐渐好起来。我们搬进了新分配的两居室，有了自己的小天地。电视机、收音机、自行车，这些当时的＂三大件＂陆续进入了我们家。

然而，我和继父之间的那道无形的墙，始终存在。我们相处得越来越和平，却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对小翠的宠爱从未减少，而对我，则是一种不冷不热的态度。

直到那年冬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打破了这种微妙的平衡。

余海生在工厂操作机器时，不慎被卷入其中，右手严重受伤。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正在学校上课。老师把我叫出教室，告诉我这个噩耗，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几乎站立不稳。

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医院，看到的是满脸泪水的母亲和吓得不敢说话的小翠。手术室的门紧闭着，红灯亮着，意味着生死未卜。

＂妈，余叔叔他...会没事的，对吗？＂我握着母亲的手，强作镇定。

＂会的，会的，你余叔叔命硬着呢。＂母亲擦着眼泪，声音颤抖。

我们在手术室外等了整整六个小时。期间，工厂的领导来了又走，邻居们送来了热水和馒头，却没人能给我们一个确切的答案。

终于，手术室的门打开了，医生走了出来，摘下口罩，脸上带着疲惫但欣慰的表情。

＂手保住了，但有三根手指可能会失去部分功能。＂医生说，＂病人需要好好休养，至少三个月不能工作。＂

听到这个消息，母亲如释重负地瘫坐在椅子上，小翠也终于哭出了声。而我，则站在原地，心里五味杂陈。

那段时间，我们家的重担几乎全落在了母亲肩上。白天，她要去纺织厂做临时工；晚上，还要照顾卧床的余海生。看着她日渐消瘦的身影，我心疼极了，决定挑起照顾继父的责任。

＂我来吧，妈。你已经够累的了。＂我对母亲说，接过了喂饭的勺子。

余海生躺在床上，看着我，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他可能从未想过，有一天需要我这个继子来照顾他。

开始几天，气氛十分尴尬。我笨拙地喂他吃饭，帮他翻身，换药，而他始终沉默寡言，似乎不愿接受我的帮助。

＂你去学习吧，别管我了。＂他经常这样说，声音低沉。

＂没事，作业我都做完了。＂我总是这样回答，继续我的工作。

渐渐地，我们之间的沉默被打破。他开始问我学校的事情，我的梦想，我的想法。我也慢慢敞开心扉，告诉他我想考大学，想当工程师，想带着全家人过上好日子。

＂你是个好孩子，比你爸强多了。＂一天晚上，在我帮他换药时，他突然说道。

我的手停顿了一下，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这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提起我的生父。

＂我不恨他。＂我轻声说，＂但我更感谢您和妈妈给了我一个家。＂

余海生看着我，眼中闪烁着泪光。他伸出完好的左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

＂子明，叫我一声爸吧。＂他哽咽着说，＂这么多年，我亏欠你太多。＂

我愣住了，泪水模糊了视线。这一刻，我等了太久太久。

＂爸。＂我终于开口，声音颤抖却坚定。

那一刻，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我们之间融化了。那道无形的墙，终于倒塌。

余海生的伤势渐渐好转，三个月后，他回到了工厂，虽然只能做些轻松的工作。我们的家庭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开始真正把我当作自己的儿子，而我，也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父亲。

多年以后，当我从大学毕业，成为一名工程师，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才真正理解了母亲和继父当年的难处。那个年代，物资匮乏，生活不易，每个家庭都有说不出的艰辛。

一九九七年的除夕夜，我特意从北京回到老家，买了老字号的油饼，那种金黄酥脆，撒着芝麻和葱花的传统美食。

＂爸，尝尝。＂我把油饼递给已经满头白发的余海生。

他接过油饼，手微微颤抖，目光闪烁着复杂的情感。

＂子明，你还记得那些事？＂他低声问。

＂记得，也理解了。＂我真诚地说。

＂那年冬天，我在你门外站了很久，想进去看看你，却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的声音有些哽咽，＂后来我发现你母亲把油饼给了你，我...＂

＂我知道，爸。您当时也有难处。＂我打断了他的话，不想他再自责。

＂不，我必须说出来。那时候，我总觉得你是别人的孩子，心里有芥蒂。直到那次我受伤，是你日日夜夜照顾我，我才明白，亲情不是血缘决定的，而是相处和理解。＂

我们相对而坐，品尝着油饼的香甜，回忆着那些苦涩却真实的岁月。窗外，新年的鞭炮声此起彼伏，红红的灯笼映照着每一个家庭的团圆与幸福。

＂爸，妈，小翠，今年我们一家人都在一起，来，为我们的家干杯！＂我举起酒杯，眼中含着泪水。

那一刻，我看见继父眼中闪烁的泪光，那里面藏着几十年来无法言说的歉意与愧疫，还有深深的爱意。而我，早已放下了心中的那块＂油饼＂，收获了比油饼更为珍贵的东西——一个完整的家，和无条件的爱。

在人生的长河中，有些伤痛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合，有些爱则会在岁月的打磨下更加坚韧。那年冬夜被窝里的油饼，是母亲的爱；那站在门外的沉默，是继父的挣扎；而今天我们共同分享的团圆，是生活给予我们最好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