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基孔肯雅热，一个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极为陌生的名词，以一场规模空前的本地暴发疫情，猛然闯入了广东省的夏天。

它始于佛山市顺德区7月8日报告的一起境外输入病例，随后在一个几乎没有免疫力的人群中迅速蔓延，到月底，全省病例已近五千。

我们，向一只蚊子宣战。

对于身处其中的人们来说，这种感觉既陌生又熟悉。

陌生的是敌人，一种病毒，其名源于坦桑尼亚土语，意为“令人弯腰屈背”，生动地描述了其标志性症状，即剧烈的关节疼痛。

熟悉的是战争的方式，自上而下、雷霆万钧的：

全社会动员。

以及一种将所有人都卷入其中的、不容置喙的：

集体意志。

病毒的传播媒介是白纹伊蚊，一种在中国南方极为常见的花斑蚊。

此刻，这种不起眼的生物，成了头号公敌。

疫情的轨迹清晰而迅猛。

到8月初，仅佛山一市的累计病例就超过了七千，并已扩散至广州、阳江等城市。

病毒的传播速度，远超人们对一种蚊媒疾病的想象。然而，官方通报中反复强调一个关键信息：

所有病例均为轻症，无一例死亡。

即便如此，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卫生运动还是迅速席卷了珠三角。

社区里的退休人员戴上红袖章，挨家挨户检查阳台花盆的托盘。青年志愿者团体深入街巷，清理下水道口的积水和落叶。

街道宣传栏上贴满了语气决绝的巨幅海报：

没有积水就没有蚊虫，没有蚊虫就没有疫情。

这是一种嵌入社会肌理的肌肉记忆，在2003年的非典和三年前那场席卷一切的新冠中，被反复锤炼，如今再次被轻易激活。

身体再一次被征用。

官方的逻辑清晰而强大。

基孔肯雅热不会在人与人之间直接传播，唯一的链条是患者-伊蚊-健康人。因此，只要将处于病毒血症期的患者与蚊子隔绝，就能釜底抽薪。

基于这一科学原理，一项名为防蚊隔离的核心策略被严格执行。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诊疗方案，所有核酸检测阳性的患者，必须：

立即住院。

他们会被安置在装有纱门纱窗、挂有蚊帐的专门病区内。

从流行病学的角度看，这无可指摘，甚至堪称精准。

然而，当这套科学逻辑被翻译成基层治理的语言时，一切都开始变形。

在佛山的个别乡镇：

对未能按要求清理积水的家庭，采取了切断水电的惩罚性措施。

有媒体报道，患者的住院并非自愿，他们被要求强制留院至少一周：

没有拒绝的选项。

有一名患者在接受一些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感觉自己像一个：

有毒的容器。

人们关心的不是他的痛苦，而是如何防止他身上的毒泄漏出去。

科学的内核，被包裹在权力的外壳里。

监控的网络也随之铺开。

8月4日，佛山市发布规定，要求全市所有药店必须登记并上报购买退烧药人员的信息。

这一在清零时期被运用到极致的社会面监测手段，如今被娴熟地应用在一种非人际传播的疾病上，其目的在于捞取任何一个可能脱离医院体系的潜在病例。

未能及时清理院内积水消除蚊虫孳生地的居民或商户，则面临：

最高1000元人民币的罚款。

这些措施的背后，是一种深刻的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

我们在应对非典和新冠等重大疫情中，形成了一套以强力管控为特征的治理模式。

这套模式被证明在阻断病毒传播上是有效的，但也因此成了一种：

条件反射。

当新的疫情出现，即使其病毒学特性与新冠完全不同，这套强大的管控工具箱依然被毫不犹豫地拿出来，付诸实施。

真正的引爆点来自湛江。

一名在湛江工作的单亲母亲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令公众不寒而栗的视频。

当她上夜班时，一群人，其中包括一名身穿制服的警察，在深夜进入她的家中，在她本人不在场且未获其同意的情况下，对她正在熟睡的一双儿女进行了：

强制抽血采样。

据报道，这次行动的起因，仅仅是当地一家药店上报了她儿子：

曾因发烧购药。

该事件在社交平台微博上迅速发酵，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千万次。

公众的反应远非个别案例的同情，而是触及了普遍的社会情绪。

网民的评论普遍表达了对当局行为的震惊和恐惧，认为这种未经监护人同意、在深夜闯入民宅对儿童进行侵入性医疗操作的行为，严重逾越了法律和伦理的底线。

湛江事件成了一个缩影，它清晰地揭示了这种模式的内在矛盾。

一个旨在实现全面信息掌控的监控系统，在与一个拥有强大执行能力的基层行政体系相结合时，可能会产生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严重侵犯。

恐惧是一种比病毒更快的传染病。

与此同时，在南亚和东南亚的广袤土地上，基孔肯雅热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在那里，它不是一场需要紧急扑灭的突发战争，而是一种需要与之长期共存的：

日常。

作为一种地方性流行病，它像季风一样，每年都会准时到来。

当地不会用无人机进行地毯式消杀，也不会因为一盆积水而切断谁家的水电。他们的策略更像是一种耐心的、基于社区的:

公共卫生管理。

在印度，这项工作由国家病媒传播疾病控制中心负责，在其官方文件中，反复出现的是“行为改变沟通”和“跨部门融合”这类温和的词汇。

其核心是通过持续的宣传教育，提升公众的防病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

在菲律宾，卫生部则推广朗朗上口的:

4S战略。

搜索并清除孳生地（Search & destroy）、做好自我防护（Secure self-protection）、及早就医（Seek early consultation）、在必要时支持喷雾消杀（Support fogging）。

这些策略的核心，不是强制，而是说服；不是国家机器的雷霆万钧，而是社区网络的涓滴渗透。

他们似乎早就接受，病毒无法被清零，能做的，只是通过建立可持续的监测和干预机制，与社区建立伙伴关系，将疾病的危害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

他们选择与魔鬼共舞，我们选择搭建一个：

无菌的手术室。

这两种模式的巨大差异，根植于其完全不同的流行病学背景、治理体系和历史经验。

在我们这里，2025年的疫情是一场在免疫空白人群中暴发的新发大规模流行病，其首要目标必然是：

清除。

而在基孔肯雅热早已地方性流行的印度和东南亚，病毒在环境中持续存在，“清除”在生物学和经济学上都不现实，其战略目标只能是“管理”和“控制”。

我们的模式，可以被形容为一场由国家发动的闪电战。

它在短时间内调动海量资源，对疫情进行：

压倒性打击。

这种模式在快速遏制疫情蔓延方面效率极高——到8月中旬，佛山的每日新增病例已：

从高峰期的600多例降至100例以内。

但其代价是巨大的资源消耗、对社会正常秩序的干扰，以及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引发的对个人权利的侵犯。

相比之下，南亚和东南亚的模式更像一场持久的阵地战。

它依赖于在社区层面建立起长期的防御体系，通过持续的教育和赋权：

让公众成为抵御疾病的第一道防线。

这种模式在彻底消灭病毒方面效果有限，但其优势在于可持续性强，社会成本和国家财政负担相对较低，并且其运作方式通常更能与尊重个人意愿的社会框架相兼容。

最终，这场发生在2025年夏天的疫情，像所有它之前的疫情一样，在强力的干预下逐渐平息。

但是，有些东西留下了。

那种被一种无形力量全面掌控的感觉，那种个人意志在集体目标面前被轻易碾碎的记忆，像病毒的RNA一样，留在了社会的遗传物质里。

阿尔贝·加缪在《鼠疫》的结尾写道：

他知道，这种欢乐始终受到威胁。因为他知道，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绝，也不会消失……它能耐心等待几十年……也许有一天，为了给人带来灾难和教训，鼠疫会再次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葬身于一座幸福的城市。

病毒会回来，以基孔肯雅热、登革热，或者某个我们今天尚不知晓的名字。当它回来时，我们又将如何选择？

是在一个被权力精心打扫干净的无菌病房里，放弃一部分自由以换取绝对的安全；还是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开放世界里，学习与风险共舞，并独自承担起舞的代价？

这个问题，无人机没有答案。

文｜孟妮卡

图片｜收集自网络

封面图｜广东话：不要著急，最重要的是要迅速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