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决死三纵队3个主力总队和纵队司令部相继被挟持叛变,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惨遭杀害,一些地方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成为山西新军四个纵队中损失最严重的一个纵队。
一九三八年七月,决死三纵队从晋南开往晋东南。行进在曲(沃)、高(平)公路时部分指战员合影。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痛心疾首的局面?下面是从首先叛乱的八总队中侥幸逃脱的七中队队长(连长)戴海长的回忆,或许我们能透过他的讲述,一窥背后隐藏的原因!
建议先发制人未获批准
12月初,纵队部和八总队移防到山西沁水县端氏镇北一带。总队驻在沁水苗沟,我们三大队驻在苗沟最西边的几个村子里。当时的形势已经十分严重。
在晋西北地区,阎锡山已令六十一军陈长捷向新军发动进攻,二纵队在韩钧等同志的领导下,对顽军进行了反击,此事已公开见报。
在晋东南地区,阎锡山派第八集团军司令孙楚(兼任第三行署主任)到达阳城。12月22日下午,三大队大队长张德修让八、九中队的干部来到七中队检查“年终点验”的准备情况。大队长走后,八中队长李志刚向我和指导员任建邦谈了最近几天张德修加紧策划叛变的一些活动情况。
前排穿大衣的为孙楚
我听后感到很严重,当即以我和李志刚的名义写信给纵队董天知主任。信中除详述了张德修策划叛变的活动情况外,并建议立即将张德修扣起来,请示他批准。信写好后我立即派通讯员马来富送到距七中队20华里的纵队部,并叮嘱他必须亲自交给董天知主任。
董天知
李志刚走后,我和任建邦又把共产党员二分队解分队长叫来,让他做好逮捕张德修的准备。大约到了晚上十一二点钟,通讯员马来富回来,带来了董天知主任的回信。他指示我们:
“在没有接到纵队命令前,千万不得盲动。"
就这样,逮捕张德修的计划未能实现。如果当时先发制人把张逮捕起来,虽说不一定能阻止整个八总队的叛变行动,是很有可能把三大队的大部分实力保存下来的。
企图拉部队出走未成
23日早上,我们接到通知:要全体干部到总队部开会,研究接受点验的事,我因足部患有冻伤,夜间又睡得晚,没有去参加。所以当天总队部发生的事,一点也不知道。
大约在下午5时左右,大队长张德修和九中队队长尚文虎骑马来到我中队,他一见我就说:
“13号(董天知代号)和庞惠润指导员在大队部找你有事,你骑我的马快到大队部去,我去看一下张海城(一分队长)的老婆就回去。”
我因有昨晚董天知给我的回信,以为是真的,就骑上大队长的马跑到大队部,同行的还有九中队长尚文虎。我到大队部后,没见到董天知和庞惠润,才发觉是受骗了。我马上去八中队找李志刚。
到达八中队队部时,见李志刚正在和八中队一分队长李梦周谈话。我问李志刚总队部开会发生了什么事,同时把董天知给我俩的回信交给他。他看后,马上就将信撕碎,并对我说:“情况不好,你赶快离开。"
我说怎么走,他让通讯员朱明生送我逃走。在我从八中队队部出来时,就看到一名工作员(该同志60年代曾在国务院人事室厂作)被几个战七捆起来。见到我时,他就叫喊:“戴中队长,他们为什么捆我?”我当时十分难过,但也没有办法救他。
右一为决死三纵政治委员戎伍胜,右二为纵队长颜天明,右四为五专署秘书主任杨 献珍
我由八中队走出后,也顾不得什么危险了。我让朱明生带我到七中队西边的一个哨所。我本想回中队后把队伍拉出来。当我到哨所时,哨兵即对我说:“全中队正准备出发。”我让他通知各小队长来。一会儿一分队长赵海成跑来,见到我即说:“中队长呀,你不能进村去了,刚才大队长召集全中队人员讲话,传达总队长的命令,免去了你的中队长职务(事后知道已任他为代中队长)。"
我对他说:“这不可能,你们受骗了。”正说间,三分队长张应考也跑来,见到我后也说:“中队长,你快离开吧!大队长已派九中队杨顿邦分队长带1个分队到村东截你去了!”
我看到他们不愿意跟我走,就对他们说:“你们不跟我走也行,但希望你们不要投降敌人,我到什么地方去你们不必管了。”
他们让中队部通讯员苏凤喜和我一起走。我即将身上带的前天由总队部领来的全中队人员的薪金几百元钱交给赵海成,让他发给全中队同志,然后就和他们分手了。
回到纵队部汇报情况仍未引起重视
他们走后,当晚我和苏风喜到了对面山上的一个村子里。24日,我们遇到七中队另一名通讯员庞可荣,他是前两天派出去征粮刚回中队的。我们3人就边走边打听纵队部住的地方,大约在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到了纵队部。
经询问,董天知主任在离纵队部约有2里的一个村里。我见到董后,向他汇报了我由三大队出走的情况。当我谈到我回中队拉队伍和将中队的薪金交给赵海成的情况时,他还说你应该这样做。他也向我谈了昨天八总队叛变的情况,以及三大队叛变部队经过纵队驻地时,有人曾主张武装拦截,他考虑后没有让那样做。他还讲他曾派宋筠和陈锋到三大队找我。
我问他为什么不让我们扣住张德修。他说,他当时虽不同意我们逮捕张,但曾想马上把他叫来批评一顿。
就在我和董谈话时,刚从沁源开会回来的戎子和政委和武启厚副官长一块走了进来,戎一见到董天知和我就说:“回来内路上险些让国民党二十七军扣住。"并让我谈谈八总队叛变的一些情况,我说我已向董主任讲过了。戎随后问董:“七总队的情况怎么样,会不会出问题?”董说:“昨天已写信给张济,今天又派人去了。"
在我和董天知谈话时,当时纵队部的周克也向董天知反映了纵队部的一些旧军官进行阴谋活动的情况,不知为什么董当时没采取有力措施。
后来,戎子和要和董天知谈沁源开会的情况,董就让我离开了。我和两个通讯员在董天知那里吃了点东西,这时候天已经黑了。村里只有几户人家,没地方住,我们就到了纵队部驻地。我认识敌工科科长纪忠,当晚就住在了敌工科。
从叛逃的纵队部逃出回到延安
25日,天还未明,就听到有人喊:武副官长通知,要大家快点到北边河滩集合。7号(戎政委代号)、13号首长命令,为防备独八旅进攻我们,要纵队部向七总队靠拢。我们和敌工科的同志赶忙起来,向指定地点跑去。那里已汇集了部分纵队部的人。一会儿,武启厚副官长骑着马来了,让大家出发。
我们跟着走了一个上午,到了端氏镇才休息。这时,我开始有些怀疑:为什么一路上没有见到7号、13号首长呢?莫非他们和政治部的同志一起走到前边去了?当天下午到达端氏镇南约20华里的一个村庄宿营。
这时,我们看到街上有佩戴山西八集团军袖章的人。我们询问一同到达的人,都说没有见到7号、13号首长。这时我才察觉纵队司令部已叛变,我们受骗了。我和纪忠商量后,决定马上逃走。他回到科里安置了一下,带来一支冲锋枪,让跟随我的通讯员庞可荣带上。
我和纪忠、庞可荣走出村时,又碰到纵队特务连指导员薛起家。他也是发觉情况不对逃出来的。我们4人走了1夜,第2天早上到了原纵队部驻地,经过打听,得知纵队首长和政治部的同志已于昨天上午离开了。
村里人还告诉我们,昨天下午独八旅派人到村子里要抓人,现在前边山上就有独八旅的部队。听到这个情况,我们感到很危险,便很快离开那里,在附近村里找了些东西吃。当时在端氏镇东边驻有八路军的1个连队。我们几个人便走到该连,了解了一一些情况后,又赶快走了。
当时四面都是国民党的军队,纵队政治部首长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我们也无处可去。经商量后,决定先逃过黄河,然后再想办法。纪忠和薛起家知道中央演剧第三队在端氏镇国民党新八师,该队不久前曾在决三纵队驻地活动了几个月,队里不少人和纪忠他们熟悉,所以他俩提议先到该队去。
我让庞可荣同志回晋城老家去,然后把带出来的一支冲锋枪埋在山沟里。趁着天黑,我们3人进入端氏镇,到了中央演剧第三队。在他们的帮助下,为我们开了通行证,并派人把我们送到西安。
到西安后,见到了张鸿智同志。后来,我和纪忠也分开了。我在张的帮助下到了宜川,陈光斗把我介绍到宜川观亭镇民大总校,尔后又到了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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