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姜锋

2024年的德国政局是艰难的。战后历史上第一个由社会民主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的三党联合政府不仅没能领导德国走出连续三年的经济社会困局，还深陷内部矛盾，失去了执政能力，导致德国将于2月23日提前举行联邦议院选举。眼下的德国处在紧张的选战中，民众期待着新的政府给2025年的德国带来新的气象。

2025年1月5日，德国基民盟主席、联盟党总理候选人默茨表示，德国和欧洲势必将面临更多挑战，必须“成长起来”。

默茨成为总理热门人选

德国媒体界影响广泛的“政治晴雨表”近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超30%的选民最关心德国经济问题，这个比例高居选民关注问题排行榜之首，其后是移民难民、能源气候、价格收入和养老等。

这样的趋势对德国目前主要反对党基督教民主同盟（简称“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同盟（简称“基社盟”）很有利。在传统政党的选民认知图谱中，基民盟和基社盟以及自由民主党等保守派政党的强项是解决经济困难，社民党善于促进社会公平，绿党则以推行环保政策著称。要解决经济问题，选民自然对联盟党（基民盟与基社盟的合称）给予更多期待，联盟党也顺势大打经济牌，其他政党同样不甘其后，均把经济作为竞选的首要议题。可以说，即将举行的德国大选是一场各党围绕如何解决德国经济难题的大战。

德国电视二台1月11日公布的民调预测，联盟党可能的得票率为30%，稳居第一大党地位。若这一趋势得以持续，联盟党将获得新政府的组阁权，基民盟主席和联盟党联合总理候选人弗里德里希·默茨将担任下一届德国总理。目前看，默茨对总理一职志在必得，不断打出经济牌，而且在选情民调结果向好趋势的助推下，俨然已经开启了拯救德国经济的宏伟大业。为表达决心，基民盟1月10日还公布了“2030议程”，宣布其全面振兴经济的计划，默茨誓言要实现德国经济至少增长2%，明确地把这一经济增长指标与竞选和执政目标捆绑在一起，如此立军令状般地背水一战在德国历届大选中实属罕见，透出了默茨必胜的信心。不过，德国经济问题非一日之寒，改变也需时日。

经济政策官僚主义严重

虽然德国各党政见不一，但在德国经济增长滞缓这点上却高度一致，即便是朔尔茨政府的经济报告也不予否认，只是更多地归因到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能源问题和地缘因素上。不过，经济界认为，不应简单地把经济困难归咎于俄乌问题，德国经济本身具有很大创新与发展的潜力，陷入困境的原因是由于政府施策不当，联邦政府大搞“绿色经济政策”给企业制造了诸多困难，政府本身就是德国经济停滞不前的主要问题。德国联邦工业大会的一项调查显示，政府机构近年来审批程序过长过繁，不同部门的政策缺乏协调一致，且要求不一，环保标准等不断变化更新，企业应接不暇，项目审批时间甚至超出法定时间长达半年以上，给企业造成效益损失，也损伤了德国的营商环境优势。典型案例是特斯拉在德国布兰登堡州建厂，从动议、动工到生产不到四年，这被德国称为“奇迹”速度，但在特斯拉老板马斯克看来，审批过程中的官僚主义“完全是疯狂了”，各种文件都要打印出来，还要有复印件，所有文件最后要用货车来装运。在德国实际经营中积累的负面经验，成了这位美国新政府要员表达对德国不满的素材。德国社会对经济政策环境的感受也普遍不好。这一点反映在德国电视二台一项对选民的调查中，近60%的选民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良好，而认为国家经济状况好者只有8%，这说明选民的不满主要针对政府宏观经济政策，表达的是宏观情绪，并不是对自己生活现状的具体感受。

官僚主义与不断膨胀的官僚队伍相互促进，成为阻碍德国经济和社会生活运营的庞大体系。据德国联邦纳税人联盟公布的数据，2012年联邦各部公务人员总数为18500人，到2024年已增至30200人，增幅高达约63%。数据还显示，2024年联邦公务人员经费为435亿欧元，比2021年增长了20%，主要原因是，过去近三年中，联邦政府又大幅增加了1710名公务人员，仅经济部就增加了249人。有德国企业家打趣道，德国不是大国，但政府是“超大号政府”。在经济界深耕经年的默茨深知企业的怨气，也明白如何去获得企业的支持。他把减少官僚主义确定为振兴经济的重要措施，不仅要把联邦政府各部公务人员数量减少10%，还要与欧盟各成员国一起给欧盟官僚“瘦身”。在他看来，欧盟揽权过多，其官僚体系阻碍各国经济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仅仅是成员国自身改变远远不够。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各党多从审批效率的角度主张反对官僚主义，他们没有充分意识到，德国政府特别是联邦政府近年来越来越多地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角度管控经济，官僚化越来越表现为政治化，这其中就包括“去风险化”“去碳化”“去俄化”“人权化”等不一而足，迫使德国经济整体上政治化转变，也成为世界市场政治化演变的重要力量。这对出口型的德国经济而言，有“釜底抽薪”之效，因为出口型经济需要国际大市场，而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经济与世界市场一体化格格不入。如果说，经济官僚影响效益，政治化的经济官僚则影响德国经济的根本。

“德国模式”面临时代转变

德国联邦银行2024年12月预测，2025到2027年德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为0.2%、0.8%、0.9%，这远低于默茨设定的至少增长2%的目标。经济界普遍期待的新冠疫情后的复苏没有到来，德国处在经济发达国家增长排名末端。不仅如此，德国连续遭受每年平均近千亿欧元数额的高位资本外流，创自1971年以来的记录，显示出德国的国际营商环境缺乏吸引力和竞争力。

德国经济问题是系统性的。出于绿色意识形态驱动，联邦政府多年来推行片面的绿色政策，诸如与各国大力发展核能相反，德国全面退出核电、煤电，加之对俄罗斯能源主动脱钩，使能源价格大涨，重创化工、钢铁等高耗能产业，国家工业基础受到冲击，德国传统优势产业步履维艰，宏观经济陷入衰退。

德国以往主要是通过进口能源和原材料，将其加工制造成高品质、高附加值商品销售到世界各地市场获取利润、积累财富，以此维持和促进自身繁荣。这是两头在外的“德国模式”的根本特征，它曾辉煌经年，但在全球，特别是新兴国家迅速崛起的新技术和制造实力竞争面前固步自封，没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整体看，德国本土的区位优势在减弱，其全球资产和资源体系也面临着深度调整和重构的巨大压力。愈演愈烈的地缘政治冲突对“德国模式”而言又是火上浇油，而德国政界似乎对地缘政治给德国经济带来的危害还没有清醒的认识。德国经济界迫切希望德国政府能够为其全球资产和经营提供稳定性和有利环境，但至今为止，朔尔茨政府更多关注价值观外交，反责怪那些努力经营、寻找商业机会的德国企业“不讲政治”。德国企业界人士普遍认为更换政府难以解决德国面临的困难，“政府可以换，但问题换不掉”。在他们看来，政府是为企业解决问题的，但混乱的政治生态已是问题本身，甚至是企业经营的最大麻烦。这意味着，德国政治模式的改变是德国经济模式改变的基础和前提。

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需改善

经济恢复和繁荣需要稳定和可预期的内外环境。内政方面，德国近十多年来深受各方诟病的是难民和移民融入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安全矛盾。对此，联盟党与各党政策逐渐趋向一致，由“疏”转“堵”，要封闭边界；对已经进来的，推行“主导文化”，通过管控福利和救济等措施使社会文化的他者移民快速融入德主流社会。如此一来，德国外来族群的反抗有可能增强，或将出现极端社会事件，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由于战后特殊的发展条件和历届政府的治理政策，德国高度依赖外部环境。近年来，尤其是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的发生，导致德国在安全、科技和经贸上全面依赖美国，外部环境严重失衡。如何重建平衡，为德国经济复苏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是对新政府的考验。默茨本人及基民盟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其竞选纲领有意为中德关系找到平衡的定位，既要“去风险”，又要“做得好”；既要保持“密切联系”，又要坚决回击其所谓的“扩张”，甚至要与美国紧密协商，“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存在，与中国制度竞争”。“制度竞争”的表述显然有来自美国的烙印，尽管如此，基民盟竞选纲领把中国定为“制度竞争者”似乎比“制度对手”还是温和了一些。基民盟的竞选纲领还提出，要建立德国“独立的中国知识网络”。强调正确地“去风险”、深入研究和了解中国，透出了默茨在中国政策上的谨慎姿态，保持了朔尔茨政府的基调。默茨和德国政界精英需要认识到，即便是为了处理好中美关系，中国也会欢迎一个强大的欧洲，只有强大，欧洲才能战略自主，才能在国际事务中担负平衡和有建设性的力量，世界和平才会多些机会。这从根本上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对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的需要，在这一点上，中德利益一致。

德国是各发达工业大国中债务状况最健康的国家之一，政府发挥财政政策作用的空间大，经济承受变革和变化的韧性大，加之职业和工程教育发达，人才储备相对充足，德国经济发展的潜力依然巨大。新一届政府能否对内紧紧围绕经济发展施策，对外务实进取、改善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促其经济模式、政治模式和政策模式适应时代转变，实现经济增长2%的誓言，2025年将是对可能执政的基民盟和默茨本人的大考，对德国可能是一次机会。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

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25年第3期。查看更多精彩内容，登陆“世界知识”官方微店，即可方便快捷订阅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