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东地区的觊觎从未停止。

如今，他们想在叙利亚与库尔德交界处扶植一个全新的政治实体。

华盛顿意图打造一个受其操控的非法政权，借此攫取能源，巩固地区霸权，同时削弱叙利亚与库尔德的影响。

2011年，叙利亚内战骤起，库尔德地区借势崛起，迅速成为国际博弈的核心。

这个昔日不受瞩目的角落，如今已成为全球势力竞相争夺的焦点。

地球上或出现一个新国家，由美国一手缔造，首都和总统已基本选定

库尔德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落幕，列强忙于瓜分奥斯曼帝国遗产，库尔德人曾短暂触及独立的曙光。

1916年5月，英、法、俄三国秘密达成《赛克斯-皮科协定》，私下勾勒奥斯曼领土的势力范围，将库尔德斯坦地区肆意瓜分。

自此，库尔德人的未来被牢牢锁定在支离破碎的版图之中，为今日错综复杂的库尔德问题埋下隐患。

该协定的划界，催生了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等国的边界线。

这些毫无民族考量的界限，成为库尔德民族归属困境的根源。

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抛出“十四点计划”，强调奥斯曼治下民族的自治权。库尔德人对此满怀期待，寄望于民族独立。

计划最终未获各方认可，库尔德人的诉求再度被搁置。

1920年8月，《色佛尔条约》签订，给库尔德民族带来一丝转机。

条约第62条明确，六个月内应制定库尔德人自治方案，涉及幼发拉底河以东、亚美尼亚南部、叙土边境及美索不达米亚北部。

自治仅仅是纸面承诺。

第64条虽规定库尔德人一年后可通过公投争取独立，在英法操盘下，自治无从谈起。

摩苏尔库尔德人虽获自决权，却被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强烈反对。

独立之梦，再次破灭。

同年，英国受权统治伊拉克，在巴格达设立临时政府，并于1921年颁布临时宪法，承认阿拉伯人与库尔德人共享国家身份，库尔德语获与阿拉伯语同等地位。

部分库尔德代表受邀加入政府，似乎开启了新的篇章。

事实并非如此。

英国在严格限制投票权的情况下，操控公投结果，将摩苏尔地区纳入伊拉克版图，土耳其的领土主张被彻底否决。

1919年，土耳其独立战争爆发，凯末尔高举民族独立与领土完整的旗帜，誓言保卫奥斯曼遗留下的疆域。

面对外部势力的觊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迅速凝聚力量，以宗教认同为纽带，团结了大批原本对立的库尔德人，共同对抗列强。

战争形势迅速扭转，土耳其节节胜利，这一局面令英国倍感威胁。

面对现实，英国开始重新评估策略。

库尔德人的利用价值在土耳其民族主义浪潮面前逐渐减弱，英国不得不调整政策，转而寻求与凯末尔政权的妥协。

漫长的外交较量之后，协约国最终选择让步，与土耳其签订《洛桑条约》。条约正式废除此前的《色佛尔条约》，承认土耳其在小亚细亚的独立与领土完整。

至此，库尔德人几乎被彻底排除在国家建构之外。

时间推至2011年，“阿拉伯之春”风暴席卷中东，政权更迭，动荡不安。

叙利亚亦未能幸免，内战骤然爆发，阿萨德政府军在多线作战的压力下，被迫战略收缩，主动放弃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大片地区。

库尔德族武装——叙利亚民主联盟党（PYD）领导的人民保卫军（YPG）趁势崛起，与政府军达成默契，暂时保持互不侵犯的局面。

这支新生势力并未选择静观其变，而是在政府军与反对派之间灵活周旋，成为叙利亚战场上的关键力量。

YPG与土耳其眼中“心腹大患”库尔德工人党（PKK）关系密切，许多基层军官和骨干均由PKK提供支持。

此番局势，使土耳其如鲠在喉，YPG迅速沦为土耳其政权的眼中钉，进一步激化了库尔德问题的复杂性。

用“阿拉伯之春”来概括2011年后的阿拉伯世界显然失之片面，动荡、衰退、瓦解才是更贴切的描述。

而若用“库尔德之春”来形容库尔德地区的政治新局，却颇为精准。

当时从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自治区（KRG）到叙利亚东北部的库尔德控制区，局势相对稳定，经济活力不容小觑。

借助石油资源和外资涌入，该地区经济年均增长率一度高达6%，在动荡的中东地区堪称奇迹。

库尔德人的崛起，自然引发外界关注，尤其是以色列。

长期以来，以色列在中东孤立无援，对库尔德人的支持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前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公开表示，以色列坚定支持库尔德人争取“民族合法权利”。

以色列想要培植一个友好的库尔德国家，在中东开辟一处战略缓冲区，同时也为自身寻找潜在盟友，打破孤立格局。

此外，另有一种更为微妙的解读——以色列对库尔德人的友好态度，源于某种历史情结。

以色列建国历史中，库尔德犹太人曾扮演重要角色，“十二烈士”之一的巴拉扎尼便出身库尔德地区。

他曾是极右翼武装组织“伊尔贡”的成员，而该组织正是今日以色列执政党利库德集团的前身。

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以色列的支持，亦可视作一种迟来的“回报”。

而今，库尔德问题的背后，又传出了另一种声音。

美国或将在中东地区扶持一个新国家。

这一消息迅速引发联想。

1948年，以色列的诞生正是得益于美国，在这片土地上强行划出一块地盘。

若美国真要在库尔德地区复制相似的剧本，中东局势无疑将再度陷入更深的动荡，甚至酿成一场难以挽回的血雨腥风。

盟友还是弃子

库尔德问题的形成，与大国势力的深度介入密不可分。

自一战结束以来，库尔德人便被塑造成殖民者手中的工具，用以制衡所在国的主体民族，成为地区博弈的牺牲品。

长期以来，这种身份不仅加剧了库尔德人与各国政府之间的对立。

殖民统治终结后，库尔德人未能摆脱外部势力的阴影，反而沦为域外大国插手中东事务的关键棋子。

1991年海湾战争后，英美联军在伊拉克北部设立“禁飞区”，库尔德人趁势掌控该地区，实质上获得了高度自治。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库尔德武装再次借美国之力，全面扩张势力范围，在战后的政治版图中赢得一席之地，库尔德自治区由此正式确立，成为伊拉克事实上的“国中之国”。

叙利亚局势的动荡进一步为库尔德人提供了契机。

2011年内战爆发，叙库武装在多国军事援助下迅速壮大，打着反恐的旗号，对抗“伊斯兰国”（ISIS），借势建立“叙利亚库尔德自治政府”。

库尔德人的抗争历程，归根结底离不开域外势力的操控。

无论是苏联、美国，还是英国、法国，库尔德人的每一步前进，几乎都伴随着外部力量的强力支撑。

这种依赖从未真正为库尔德人带来稳固的未来。

外部势力的最终目标，始终围绕自身利益展开，他们支持库尔德人，意在牵制对手，扩展影响力，一旦战略需求发生变化，库尔德人随时可能被抛弃。

历史已无数次证明，库尔德人从“战略资产”到“弃子”的转变，往往只需一纸协议或政策调整。

进入21世纪，美国与俄罗斯在中东的角力愈演愈烈，库尔德问题更是成为这场博弈的牺牲品。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美国坚定站在反对派一方，意图推翻巴沙尔政权，而俄罗斯则全力扶持叙利亚政府，力图维系自身在中东的影响力。

两国在叙利亚战场上的对峙，使得库尔德人再度被推上风口浪尖。

在打击“伊斯兰国”（ISIS）的战斗中，库尔德武装凭借其高效作战能力，迅速成为美军倚重的盟友，承担起打击极端组织的重任。

2018年12月19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从叙利亚全面撤军。

美军的撤离，意味着库尔德人将直接暴露在多方敌对势力的攻击之下。

ISIS残余势力的反扑，叙利亚政府军的围剿，以及土耳其对库尔德势力的长期敌视，使库尔德武装顷刻间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

华盛顿的政界和军方担忧，美军的仓促撤离，势必会让叙利亚落入俄罗斯与伊朗的掌控范围，从而进一步削弱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

面对国内的强烈反对，特朗普不得不作出缓和表态，宣称将“妥善保护库尔德盟友”。

然而，无论撤军与否，库尔德人的命运始终不在美国的战略优先级之内。

美国在中东奉行的，始终是“美国优先”的现实主义政策，撤军意在削减军费，减少不必要的军事损耗，而延缓撤军不过是为遏制俄罗斯和伊朗的地区扩张争取时间。

对于库尔德人而言，所谓的“盟友”终究难以依赖。

在叙利亚、伊拉克、土耳其等国家眼中，库尔德武装的崛起无异于分裂主义的象征，必须予以镇压。

库尔德人难有未来

在中东地区深度调整的背景下，库尔德问题亦随之发生转变。

表面上，区域秩序的重塑为库尔德人提供了新的机遇，似乎有望突破历史束缚，争取更大的自治空间。

但库尔德问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牵涉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叙利亚四国核心利益，亦深嵌于美国等域外大国的战略布局之中。

在库尔德控制区中，最具政治优势的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KRG）率先迈出了大胆的一步。

2017年9月25日，库区政府举行独立公投，投票结果以92.7%的压倒性支持率昭示库尔德人民对独立的强烈渴望。

公投引发连锁反应，促使伊拉克中央政府迅速采取强硬措施。

10月16日至17日，伊拉克联邦军队大举进军库尔德武装控制的争议地区，轻松夺回包括基尔库克在内的重要战略要地，库尔德自治区赖以生存的石油资源也被悉数收回。

10月28日，面对持续恶化的局势，时任库区主席巴尔扎尼宣布辞职，以示对公投失败负责。

至11月14日，库区政府不得不接受伊拉克联邦法院关于“禁止国家分裂”的最终裁决，库尔德独立梦至此破碎。

短短数月之间，库尔德人不仅失去了2014年反恐战争以来的全部扩张成果，更丧失了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积累的实际控制权，这场公投最终以库尔德分离主义运动的惨痛失败收场。

伊拉克库尔德公投迅速引发地区强烈反应。

土耳其、伊朗等邻国对公投的坚决反对无需赘言。

两国政府均担忧库尔德自治区的独立倾向将产生“示范效应”，激发本国库尔德人口的分离主义情绪，进而威胁国家统一。

因此，在公投后，伊朗迅速关闭与库区接壤的边境口岸，土耳其则派遣军队至边境地带严阵以待，发出明确警告。

与此同时，美国的态度更令库尔德领导层倍感失望。

长期以来，华盛顿在伊拉克战争后对库尔德自治区的支持可谓不遗余力，然而，在公投问题上，美国政府明确表态“反对库尔德独立”，敦促伊拉克中央政府与库尔德自治区重回谈判轨道。

这一表态，标志着自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对库尔德一边倒的政策正式宣告终结。

2019年10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达成协议，宣布从叙利亚东北部撤出约2000名驻军。

美军撤离后，库尔德人苦心经营的北部控制区面临四面楚歌的境地。

北有虎视眈眈的土耳其大军，欲趁虚而入。

南有巴沙尔政府军步步紧逼，欲收复失地。

区内，还有数百万动荡不安的少数族裔，以及难以控制的数千名“伊斯兰国”囚犯，随时可能掀起新的混乱。

与此同时，伊朗、阿拉伯势力与极端组织也在暗流涌动，竞相填补美军撤出后留下的真空。

在这种信任危机的背景下，库尔德武装不得不调整策略，寻求与俄罗斯及叙利亚政府的接触，以图自保。

毕竟，在美军撤离后，能够提供现实保障的，唯有巴沙尔政权及其背后的俄罗斯。

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周边国家，无一愿意接受库尔德独立的现实，皆将其视为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

从经济封锁到军事打击，各国采取一切手段遏制库尔德人的自治诉求。

尤其是土耳其，长期以来将库尔德武装视为国内分裂势力的延伸，不惜越境打击，并在叙利亚北部建立“安全区”，试图彻底消除库尔德人的生存空间。

而伊朗、伊拉克同样在边境严防死守，防止本国境内的库尔德人受到外界独立浪潮的鼓舞。

最终，库尔德人的建国梦在现实的重压下破碎。

没有大国愿意为他们的理想付出真正的代价，所谓的援助与支持，也只是出于短期战略需要。

一旦局势生变，库尔德人便沦为可有可无的弃子，被各方势力随意摆布。

如今，他们仍在战火中挣扎，民族独立的梦想依旧遥不可及，而等待他们的，或许只是又一轮新一轮的妥协与抗争。

参考资料：

叙利亚北部和东部库尔德自治区研究

田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