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夏天，德国拜尔公司的实验室里气味刺鼻。霍夫曼，这位不大爱说话的年轻化学家，正忙着处理桌上的一堆棕褐色液体。这一切起源很简单：一位风湿病缠身的父亲，让这个儿子急切地想找到副作用低点的药。大家都知道，水杨酸虽然疗效确切，可吞进肚子能让人胃里烧得够呛。事有凑巧，拜尔公司那时染料生意走冷，意图转型靠制药追新风口，公司给他充分的自由。没人知道他琢磨了几宿，反正是8月10日，霍夫曼终于制出了合成乙酰水杨酸的稳定方法——这便成了后来风靡全球的阿司匹林。

事实是明摆着的——原本古人只从柳树皮和叶子上刮些粉混水服，再怎么讲都是民间偏方范畴。英国的隔壁医生见疟疾患者头痛得厉害，心血来潮就研了点柳树皮，结果倒明显好转。那时候的人不惊奇这些，反而一通模仿、照猫画虎。19世纪中叶总算提纯出了水杨酸钠，学名听起来威风，效果也不错。就算毒副作用明显，风湿和痛风病人也认了。詹姆斯后来跟进实验，未见新突破，可柳树皮倒成了药房常备货。恰恰这颗种子洒下，才让霍夫曼有动力抠细节，再往前走一步。

他想到的办法说难不难，说简单也真算不上。加了个乙酰基，酸性减小、副作用低了不止一点半点。阿司匹林拼出来也不是什么浪漫名字，无非“a”表示乙酰，“spir”来自斯皮雷草，“in”结尾照老习惯。没人意识到接下去会怎样。最初医生仅当普通退烧止痛药给病人用，用着用着，五十年代发现还能防血栓，心脑血管病人趋之若鹜。1988年之后，阿司匹林甚至有了防癌的说法，2007年公布的大数据发现，每日低剂量阿司匹林能略微降低某些癌症死亡率。全世界都在等拜尔公司的最新财报：阿司匹林卖得甚至比原来染料还要香。病人也好，医生也罢，谁不为这点意外惊喜激动？

可是，如果事情就此止步，那人们为什么还要追问霍夫曼的道德取向？合成阿司匹林11天后，霍夫曼又出成果：这次是二乙酰吗啡，也就是后来的海洛因。

化学合成新药可不仅仅是给生活添点新鲜，偶然也是危险的开始。其实，合成类似物并不新鲜，1874年英国化学家已经得出相近分子，只不过当时试验不多，也没人追究。如果不是拜尔的市场嗅觉足够敏锐，海洛因可能只是一份实验室记录，不会有后来这么多的风波。拜尔这回的逻辑很直白：吗啡虽镇痛，却有高度成瘾性，他们希望找到替代品。不毒死人是底线，正规临床反而没要。噱头打得响：“无成瘾性的革命性止咳药”。听上去太美好，谁能拒绝？儿童药品市场也一拥而上，广告词随处可见。症状不对症也罢，剂量没法控也罢，管它呢，销量上升才最惬意！

问题很快暴露。海洛因在肝脏转代成吗啡，功效更猛，依赖性也更大。中国、美国、欧洲各类报道接连出来，患者服药后困倦、流口水、有人满地打滚。各国医生渐渐敌视，1910年前后主流市场相继收紧政策。1924年，美国干脆宣布禁售。后续几亿人被牵连进非法贩毒的泥潭，全球吸毒死亡数上升，详细数据随手一翻就能查到。对于这个结果，拜尔公司最初大概也很尴尬。

“天使与魔鬼共存”这个说法，说白了未免有点戏剧化。从阿司匹林到海洛因，两种药一正一邪——这是站在后见之明的位置讲出来的。如果变个角度想，霍夫曼只是在实验条件与科学认知的那个节点做了力所能及的选择。他希望造点好东西，真的没想把自己染上罪名。要是把所有新药副作用全归咎于发明者，难道飞机失事也该问罪于物理学家？

霍夫曼的职场人生没那么传奇，他和大多数技术工作者一样，进了公司重复试验、看耀斑测定、鉴定化学反应。实验顺利时，人未必多开心，失败了，也没有剧本里的崩溃。只是一次次工作，一次次的小修正，直到终于合成出点惊人的东西。“科学历史里，没有纯粹的功过”，谁分得清？不经意间成就了阿司匹林的全民服用，也引发了海洛因失控流通。有人说他无心插柳，有人干脆反目，难道霍夫曼会在意这些吗？

全球来看，阿司匹林为医疗带来的净收益远高于风险。2023年“柳叶刀”发布的统计表明，仅欧美年均用药人群超5亿，高血压、冠心病患者受益最大。海洛因则截然不同，就算不少国家已严打贩毒，但滥用问题始终难解——滥用人群涉及2000万以上，仅美、欧两地每年就有数十万人死于相关并发症。这些数字官方可信，随便检索“who.int”就有。中国治理毒品方面要严格很多，近年来青少年新型毒品涉案也有波动。药物进化和风险始终是在拉锯。说霍夫曼“改变了历史”，的确事实，至于社会价值和责任归属嘛，可就很难一句话捋明白。

有人说拜尔沾了光，也有人嘲笑霍夫曼不过是走运的螺丝钉。上世纪阿司匹林风靡全球，拜尔股票暴涨，公司员工个个笑逐颜开。可到了90年代，阿司匹林因药物过敏、胃肠道出血又被媒体挑刺批评。谁说科学进步都是直线呢？规则总会变化，今天推崇的成果明天就可能成了风险隐患。哪有那么简单？

再回头想霍夫曼是不是“好人”，其实截然分不清。他没法预料阿司匹林能拯救数亿人的命，也不会想到海洛因竟成了全球最头疼的成瘾品。新药带来希望，也带来意外。就像现在，分子实验室创新成果每天都有，谁又能确保每一项新技术“只带来进步不藏风险”？

21世纪互联网高压下，相关企业临床试验愈发谨慎，比如国内所有新药上市必须经历数轮双盲对照、权威伦理审查及真实世界验证。国家药监局近两年不止一次警告药品滥用风险，2023年“健康中国”公众号披露，国内居民使用非处方药错误案例升至高位。可如此一来，新的阿司匹林会不会悄然缺席我们的时代？

阿司匹林盛名在外，副作用依旧绕不过，该怎么平衡疗效和安全，没有定数。也有人为霍夫曼鸣不平，明明起心动念不坏，结局却被戴上一顶“魔鬼”的帽子。其实再优秀的科学家，也逃不开后世新标准的反复盘查。霍夫曼这个名字，里面装着天使还是魔鬼？反正他没说，我们说了也不算数吧？

回头望，科学史总是这样，哪有什么非黑即白。好药和坏药，往往一线之隔。一百年前的选择，现在看，真说不清当时值不值得庆幸。阿司匹林和海洛因，双子星一样纠缠在世界医药史、社会争议、道德判断之中。说到底，这不过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化学家，把偶然做成了历史必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