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恶2》每集开头的那句“没有人该是一座孤岛”，正是主创的价值传达，他们寄希望于人与人之间温柔的关联与托举。看到社会有漏洞，更重要的是，每个个体是否愿意接住那些正在下坠中的人？
作者：木刃
编辑：蓝二
版式：王威
当《我们与恶的距离2》（后称《与恶2》）上演到第3集，马亦森刚去医院实习，在路上救下了一个差点从阶梯上摔下来的4岁小孩时，他不会知晓，自己怀里的这个小弟弟，20年后会在超市纵火。马亦森未来的妻子与孩子，将葬身火海。
又是一桩无差别杀人事件。回顾《与恶1》，同样也是一名男子，在电影院突然举起手枪，造成9死21伤。只是当年10集电视剧结束后，仍然没能知晓这份恶到底从何而来。主创们坦诚地把这份疑问摊开在手心，编剧吕莳媛说，“我们真的不知道原因”。
时隔6年，《与恶2》播出，打破了第一部线性叙事的结构，以纵火案为切入口，用多条时间轴立体展现了恶从种子滋生的全貌。于是我们不仅看到了性格乖僻凶狠的24岁纵火犯，也看到了他4岁罹患ADHD（俗称多动症）时，自己及家人的困惑与煎熬。
看来这次，主创们似乎做好了准备，去更近地找出答案。
编剧吕莳媛在4年的田野调查后，横跨精神医学、公共安全甚至司法政治领域，把恶从当初极端案例的刺痛，辐射到了更细微更广的领域，足以让所有人可以在自己的真实生活中得到共鸣。探索个例的扭曲异变之外，矛头更是直指社会制度的体系漏洞，不得不让人为主创团队的勇气鼓掌。
这份锋利，化为刀刃，试图切断恶的循环。但伤口一旦出现，就难以愈合，正如马亦森“我以为我们能接住所有人，但其实我们什么都接不住”的独白。
这正是《与恶》系列的动人之处：探讨恶，更要探讨灾难后的疗伤。谈到新一季的创作核心时，编剧吕莳媛说出了四个关键词——选择、修复、理解和接住。《与恶2》依旧是一出大型精神治疗剧，去为那些集体精神创伤给出一帖可能的解方。
用多维叙事，拉近恶的距离
当《与恶2》第一集以少年手泼汽油点燃电动车开场时，熟悉《与恶1》的观众直呼，这部神剧又回来了。当年，正是以一则重磅惊骇的无差别杀人事件为核心，探讨辐射在加害者、受害者、旁观者、执法者、传播者、殉道者等众人身上的恶，《与恶1》在豆瓣被近50万人打出了9.4的高分，横扫当年金钟奖6大奖项，被誉为台剧迈入Next Level的划时代之作，展示出了华语剧的深度与可能性。
但几集看下来，《与恶2》与《与恶1》的观感却有很大不同。
首先是案件的高密度。作为独立的全新故事，《与恶2》每集都以新闻公共事件开篇，第1集揭晓了纵火案后，第2集开篇又炸出了“法警致死案”——一名出租车司机捅死了法警，但因为鉴定出精神疾病，被判无罪。
不同的案件，给出了不同的视角。
第1集是受害者视角。因为纵火案失去妻儿的马亦森，原本是个抚慰病患心理世界的精神科医生。意外发生后，他成了一名坠落的复仇者，面对手术急救场面会PTSD，看到受难的病患自己的手伸不出去，甚至无数次想要手刃纵火犯，不惜以命换命。
第2集是加害者视角。一场刺杀，两个家庭一同下坠。虽然肇事司机因为精神疾病逃脱了罪罚，但更大的惩罚转移到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身上。作为加害者家属，妻子陈又茗的生活再无宁静，不仅得不到对方家属的原谅，也长期与孩子们一同受到不明身份者的攻击骚扰。
其次是叙事的时空转换。当前两案的受害者与加害者剑拔弩张，矛盾即将激发时，剧集第3、4集，却将时光拨回到了20年前。但是恶并不会因为时空而消失，而是揭开了又一种存在：蓬莱铁路的高铁坠毁，数人死亡——这是一桩公共环境中的无差别事故案，指向系统、制度的漏洞缺陷之“恶”。
令公众惶恐的群体阵痛之下，昭显着更多私密的个体痛苦：因为身份不被认可，处处被家人排挤的私生女；因为孩子得了ADHD，得不到婆婆丈夫支持，手足无措的妈妈；因为失去了工作，职业抱负得不到施展，将怒火转向家人的丈夫；更有想要当选县长，无所不用其极却被家人背离的女议员……
如果说，《与恶1》的恶，是极端案件被媒体激化、进而传递到公众内心的负面，那么《与恶2》的恶，找到了一条更直给的路径——失业的焦虑、婚姻的拉锯、育儿的迷茫，还有直接落在肉体上的家暴、性侵……更贴近生活，缩短了观众直面恶的距离。不是只有杀人才是恶，这所有令人窒息绝望，下坠无依的，都是恶。
根据台湾地区媒体的消息，完整的《与恶2》会用三条时间线拼凑出6个家庭、18个主角的悲欢离合，构建一个非线性、多维度的叙事迷宫。俯瞰时光，更能窥见因果，从而接近答案。
尽管《与恶2》展现出惊人的叙事野心，但其创作局限亦不容忽视。由于这种“广度优先”的策略，剧集牺牲了部分叙事的连贯性。上线以来，不断涌现的案件极大地增加了信息容量，却也有着节奏拖沓的弊病，每个段落都蜻蜓点水，使得部分观众一时间根本找不到重点，从而难以像第一季那般深度进入角色的世界。
诸多的人物出场，也在编剧的笔下形成了一道精妙的人际网：“法警刺死案”中的妻子陈又茗，原来是“超市纵火案”医生马亦森的挚友的妹妹，同时也是20年前“高铁坠毁案”中死者的孙女……剧中几乎没有废角色，每个人都被裹挟在大大小小的恶中，彼此靠近、伤害、救赎、背叛。这样一份呼之欲出的匠气，也让部分观众感到刻意。
但换个角度想，也许现实世界本就是如此，我们自己，我们的亲友、同事，甚至有过一面之缘的路人，谁又不是裹挟在“众生皆苦”的牢笼里呢？通过多维度叙事，剧集意在提炼并艺术化生活，去让观众更清晰地抵达主题——原来我们与恶的距离是如此微妙。
更重要的，是被恶围拢的我们
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无差别杀人案件？是没能及时解救的下坠个体，还是更宏观的社会系统式共谋？如果说，《与恶1》中强调新闻媒体的导火，当地政治体系是隐性的背景图案，那么到了《与恶2》，主创转换了视角，将台湾地区现实的阶级差异与司法公正等议题推向了台前。
比如“法警刺死案”中，妻子陈又茗扛不住压力，留下一纸告别信就此下落不明。为了跟妹妹顺利存活，尚未成年的儿子罗誉选择帮人取黑钱，被警察当街抓住，还好遇到了自己的老师简齐蕙，与其男友王以礼。
简齐蕙来自政要家庭，在她的观念里，罗誉想要逆天改命，最好的方式就是努力读书。王以礼却觉得女友是“何不食肉糜”，在父母缺席的前提下，小男孩能想办法弄到钱，已经是他最大的努力。
剧情中，男女双方面对这再一次的价值观之争，知晓彼此缘分已尽，含泪分手。剧情外，敏感的观众大体已然知晓，这本质上就是阶级差异导致的认知分野。法律与规则，到底能保护多少人？如果有人失去了被保障的基础，他该如何完成自救？
对于这一点的思考，在高张玉敏身上，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虽然家境不好，但奋勇上进，从政后，一路从议员助理晋升为县长参选人，对外左右逢源、能言善辩，实则利益为上、无情冷血。
政绩上的高光背后，是高张玉敏身为一个女人的一地鸡毛：丈夫有了外遇，还生了私生女；自己与儿子高政光之间也冲突不断。为了拉拢关系，高张玉敏指挥私生女高政茗（后改名“陈又茗”）陪酒，却又在高政茗被性侵后，将其作为筹码去拉拢对家的选票。这种种行径，传递出了主创团队明牌的讽刺：原来所谓保障你我的法律法规，是由这类人群制定。
这是一个真实而危险的命题，一个真正有效的社会安全体系到底该是怎样，或许还在更新中的剧集将在之后持续探讨，但在目前释出的4集中已然可以看到主创们带着柔情的一项回答：如果制度仍有缺口，更重要的是，每个个体是否愿意接住坠落的人。
当马亦森坐在车内，脚搭油门、怒目圆睁，准备撞死那名纵火犯时；当他趁着深夜无人，潜入病房，准备给凶手一个了断时……他的同事、朋友，总是巧合般登场，三言两语就轻巧地把失控的马亦森带出了现场。当马亦森阴郁地回到妻儿不在的空荡荡的家时，交好的朋友也前来表示想要一起同住，一边陪伴，一边适时地留出让他可以自行舔舐伤口的窗口。
世界的另一处，失去父母的小孩罗誉虽然误入歧途，但他身边也不乏好人：游戏厅老板不仅借了钱，还安抚“大人的罪不该孩子来还”；路见不平的老师也及时现身，帮助脱险；尽管身为杀人犯的儿子，可能会给家人的事业带来污点，但身处仕途的舅舅仍然力排众议，要接他回家……此时再回想起，《与恶2》每集开头的那句“没有人该是一座孤岛”，便更能体会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充满温柔的关联与托举。
这是主创的价值传达，更是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力所能及。
或许到了第二部，我们才更能明白《我们与恶的距离》的英文译名为什么是The World Between Us，我们之间的世界。
因为我们与恶的距离，不仅有“恶”，有“距离”，更有“我们”。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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